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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

发布时间：2005年11月5日 00:17

 
    人民币升值说最初是由日本提出的。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的竭力督促人民币重新估值。相比而言，其他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较为矜持。近来，主要发达国家大都出现了通货紧缩、失业增加、经济萎靡等困境，而我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尤其是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日本：2002年12月4日，日本财务省次官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通货紧缩经出口扩展到香港、台湾等地，之后波及全球”，因此中国“应当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两天后，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也发表公开讲话说，“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人民币显得过于疲弱。”
    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
    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    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
    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美国：自去年时任美国财长的奥尼尔发表对人民币汇价的意见以来，今年五月，在西方八国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首次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6月16日，斯诺在出席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保健会议后对记者明确表示，美国将“支持”中国政府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
    7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向人民币汇率发难。他表示，“人民币汇率如果继续盯住美元，可能会破坏中国国内货币体系的功能。”并指出，“从经济的观点看，人民币汇率应该自由浮动。”
    6月19日，在美国最大的工商业团体——美国制造业协会的牵头下，“健全美元联盟”决定就中国“货币操纵”问题游说美国政府动用“301条款”，达到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目的。
在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同时，美国也付诸行动，打压“中国制造”。今年5月21日，美国公布了针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特别限制措施的实施程序，并于当日生效，美国对中国彩电业的反倾销也于不久前正式立案。
欧盟：鉴于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欧盟15国决定于2003年10月上调中国在“普遍优惠制”（GSP）下享有的出口商品优惠关税，即由目前的3.5%提高到5%，到2004年上半年，将正式取消给予中国的“普惠制”。
    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也曾表示过重新考虑人民币币值的希望。
如此看来，西方国家“同仇敌忾”，“声讨”人民币汇率的“统一战线”似乎已初见规模。如果我们固守“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漠然态度，各国必然联手，形成“反倾销联盟”，通过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向中国施压，后果不堪设想。况且，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由于与我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竞争激烈，很有可能也加入这一联盟，我国所承受的压力将远远大于80年代中期的日本。
    因此，面对多国的“联合发难”，我们应当主动出击，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化解压力，以免将来陷入被动境地，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直接将人民币升值虽然可以缓解国际贸易关系，但是会对我国经济稳定带来负面的影响，因而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我国应当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

    对策之一：据理力争
    美、日等国将世界通货紧缩的矛头直指我国，以期达到迫使人民币升值、抑制我国出口的目的。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政府自有主张”，面对发达国家的指责，我国政府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了保持人民币稳定的坚决态度。同时，我们应当据理力争，表明人民币不应当升值，也不能升值。
主要着眼点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币不存在升值的基础
西方鼓吹人民币应当升值的依据无非是我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
首先，国外的贸易保护团体在过分关注我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我国近年来我国进口跳跃式增长的势头。下面的图反映的是

    90年代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的环比增长速度。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进口增的长速度丝毫不逊色于出口，并且在很多年份里，进口的增长幅度要大于出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包括两类，一种是自有贸易，另一种是原料和中间部件来源和最终需求都在国外的加工贸易。由于最近几年里，我国进口的迅速增长，自有贸易的差额在急剧缩小，已经从98年将近200亿美元的顺差下降到2001年200亿美元的逆差。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贸易顺差完全来源于加工贸易的顺差。以2003年1-6月为例，加工贸易出口为1034亿美元，占同期出口总额的54%。而我国从这些出口中仅仅是赚取加工费而已，如果    将这些加工贸易全额计入出口中去的话，无疑是夸大了出口和贸易顺差。
近年来，国外的一些政府官员、商界代表多次在一些场合宣称中国已经凭借其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构成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威胁，再加之媒体的渲染，“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颇为盛行。事实上，通过对我国进口和出口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对外贸易远远没有达到令人“谈虎色变”的程度。更不能成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理由。
    其次，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迅速增长是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依据。的确，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1996 年12月突破1000亿美元。2001年10月，外汇储备突破2000亿美元。2003年一季度就迈过了3000亿美元的大关。截止到2003年5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401亿美元。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在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对外汇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况且，阿根廷、亚洲部分国家所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告诉我们，保持充裕的外汇储备是一国经济正常、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中，资本项目的顺差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并且，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因此，我国的外汇储备代表的不仅仅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国际支付能力。这点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不同的。我国外汇储备的特殊结构事实上是降低了其后备性，削弱了应付突然支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总之，我国外汇储备虽然增长迅速，但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是一致的，并不能成为人民币应当升值的依据。
   （二）稳定的汇率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毋庸置疑，实现人民币的市场化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还处在转型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一些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急于将人民币升值，必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
    一是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前5个月，货币供应量增长持续加快，到5月底，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出6.2个百分点。一季度广义货币增幅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9.8个百分点，处于较高水平。但另一方面，我国并没有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消费增长仍显缓慢，非典型肺炎使原本并不乐观的消费又受打击，4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7%，增幅比一季度降低1.5%，5月份增幅为4.3%，创5年来最低水平。若此时贸然将人民币升值，必然对稳定物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有待优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没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由于世界各国普遍经济发展缓慢，国际贸易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一些国家设置非贸易壁垒如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标准等限制进口，并滥用反倾销手段保护其国内市场。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出口结构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急速升值，必然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的步伐，损害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表现在证券市场功能不完善，投机气氛过浓；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与世界发达国家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比重居高不下，效益低下；监管水平落后，成本高，银行、保险和证券之间缺乏严密的 “防火墙”。总之，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蕴涵着巨大的风险隐患。
    四是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失业问题严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2年度）》披露的信息，城镇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7%的警戒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将严重打击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经营，加大就业压力。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至今没有完善，城镇中的弱势群体生活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最后，国有企业改革还在攻坚阶段，经营困难的状况还没有完全扭转。人民币升值会加大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恶化市场竞争力。
   （三）人民币升值于世界无益。
    美国和日本之所以声嘶力竭的讨伐人民币，无非是希望人民币升值能抑制中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缓解本国的贸易逆差，进而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殊不知，人民币升值除了会削弱中国的经济活力外，对其他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无济于事。
    日本虽然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但日本对中国并没有逆差。据海关统计，近五年中，中国对日本三年顺差，两年逆差。但五年累计结果是逆差。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增长并没有构成威胁。何况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在于贸易，产业结构转型停滞、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银行不良资产积重难返才是经济萧条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单纯依靠出口并不能拯救困境中的日本。
    美国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虽然中国对美国贸易是顺差，但是并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首先，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和消费国，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逆差。中国在其中占的比重很小。2001年，中国对美国贸易总计804.85亿美元，占美国进出口总值的5%。何况，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是国内不再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仍然要从东南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降低美国总体贸易逆差。90年代美国保持了将近1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期间贸易一直是逆差。因此，同日本一样，美国的经济疲软的根源也不是贸易，而是高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的调整。
    高盛的研究表明，即使将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对校正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作用不大，对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轻微，对欧元区GDP增长影响几乎为零。人民币的稳定反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目前世界经济普遍萧条，消费意愿疲软，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满足了刺激了世界各国的消费，提高了各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四）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人民币汇率的回顾
    实际上，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已经有很大幅度的升值，到2002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和日元的实际汇率升值幅度高达17.0%和65.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到2002年9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幅高达21.5%。即使如此，国际社会仍然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但对升值的空间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人民币低估了50%，有些人认为顶多是20-30%。在各方“神仙”埋头苦算时，我们想提醒诸位不要忘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的表现。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刚刚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多重贬值压力的情况下，郑重的对世界承诺了人民币将保持稳定的政策。即使在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中国政府也没有动摇过，而是鼓励国内企业通过提高竞争力来克服眼前的困难。有专家测算，当时人民币高估幅度在40%左右。为此，中国经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人民币的稳定却有效的抑制了危机的蔓延，捍卫了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稳定。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条件下，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时形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才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所谓“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后来，中国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存在着一定的升值压力，但是其中有很大程度是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被严重高估的一种价值回归。　　
    虽然美国和日本的一些政府官员、商界代表不遗余力的鼓吹人民币升值，但事实上，在美、日等发达国家内部，有很多团体或个人是坚决支持人民币稳定的。一类是从稳定的人民币中受益的利益集团，如中国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飞机和汽车出口商，以及能买到相对低廉价格商品的广大西方国家消费者等等；还有一类力量是一些知名的学者。例如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多次表示，一个对外汇兑换实施控制的国家永远不必将其货币升值。政府应该做的是放松他们的控制，逐步朝着货币自由兑换的方向发展，认为“将人民币升值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它将加剧而不是防御中国经济的通缩”。 同样，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龙也认为，对人民币重新估值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在这些国家的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官员是反对将人民币升值的，例如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就警告说，人民币升值将导致投机盛行，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我们在有理有据的回应指责的同时，还应当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次加强与上述国际力量的沟通，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压力。
    对策之二：增加进口
    80年代中期及之后日本多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压迫下将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至今日本人仍然饱受通货紧缩的困扰，走出萧条遥遥无期。反思日本当年之所以引起西方社会的“众怒”，当然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成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进口始终无甚起色，引起了当时诸“列强”的不满。日本的教训的惨痛的，我们坚决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增加进口是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个良策。近年来，在出口迅速增长和外资大规模流入的支撑下，我国的外汇储备有了大幅增长，规模仅次于日本，我国已经不是外汇短缺的国家，有能力扩大出口。并且，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前进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进口国外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机器和设备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增加进口还可以缓解国际舆论的不满，消化巨大的外汇储备，可谓韬光养晦。因此，我国应当尽快调整过去“重出轻进”的政策导向，放松对进口用汇的限制，增加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首先，我国应当调整储备结构，增加石油战略储备的规模。外汇是储备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同时，要实现一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石油等物资也是必要的储备。作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石油素有“工业血液”之称。因此，西方国家都把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作为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的首要战略。美、日是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储备量最多的国家，他们的储备水平可供本国消费１５０天以上。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石油进口幅度会越来越大，预计到２０１０年，我国进口总量将达到１亿吨，届时我国原油对进口的依赖度将接近４０％。而我国的石油储备规模却少得可怜，只够维持7天的用量，与国际能源署９０天的标准相差甚为悬殊。长此以往，势必要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自主权。事实上，我国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早在１９９６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第九个五年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中就曾明确提出，要“建立国际战略石油储备，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迟迟未能付诸实施。近年来，在“增长性衰退”的世界经济环境下，石油价格较为平稳。况且人民币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应该调整过分偏好外汇储备，而忽视原油等实物资源储备的思路，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实物形态的石油或是石油期货仓单，可以有力地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其次，预订大型飞机。随着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亟待添置新的飞机，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市场增长的需要，据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预测，截至2021年，我国飞机乘客将年均增长8.2%，另一方面也要更换旧的飞机。波音、空中客车等国际著名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空中客车公司曾经预测，在未来的20年中，10%的订单将来自中国。这些国际航空公司规模都很巨大，在西方国家的政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增加大型飞机的预订，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可以获得国外飞机制造商的支持。
   再次，对美国等国家限制对我国出口高技术设备的政策施加压力。尽管“巴统”(专门限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出口的西方组织)已不存在，但其实质性影响仍在。我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不能同日而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我国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有效措施，但美国等国家不愿意看到日益强大的中国，对转让到中国的技术还有许多限制，特别是最先进的技术，如计算机、微电子、核能技术等。我国现在已经加入WTO，应当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争取在国际市场上的平等地位。
    对策之三：调整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已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由税务机关根据本国税法规定，将其在出口前生产和流通各环节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的一项税收制度，其目的是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对跨国流动物品重复征税，从而促进该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出口贸易。出口退税机制作为一项财政激励机制，已被WTO诸多成员广泛应用。
    我国自1985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以来，的确拓展了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占有率，促进了外贸出口并带动了国内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加强，出口退税政策也对经济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骗税事件不断发生，财政负担加重，人民币汇率扭曲，以退税为保证的贷款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等等。1999年亚洲国家货币纷纷贬值，我国出口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为了促进出口，将出口退税率由6%调整到15%的历史最高水平，在缓解出口困境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财政的压力，这从出口退税陈欠累积的现象中就可以看出。
    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迅速，“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竞争力，借此时机，调低出口退税率，既可以为财政松绑，又可以舒缓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何乐而不为。
    对策之四：放松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外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走出去”的战略对一国提升国际竞争力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走出去”既包括产品走出国门，更重要的是对外投资。
    过去，由于我国外汇储备有限，企业实力较差，为了避免风险，我国一直对对外投资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例如，拟在境外投资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向国家主管部门办理境外投资审批事项前，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供境外投资所在国（地区）对国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情况和资料与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经外管局审查后，方可办理对外投资的手续。来源于境外投资的利润或者其他外汇收益，也必须在当地会计年度终了后６个月内调回境内，如无正当理由，外汇管理部门将从保证金中将相应比例的外汇数额结售给国家。随着我国外汇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一批具有先进管理水平和资本运作经验的企业的涌出，我国应当适当放松对对外投资的管制，在国际竞争中增强我国企业的实力。
从1989年开始，为了对中国企业使用外汇进行监管，我国规定对境外投资收取5%的汇回利润保证金。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关于退还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自即日起，中国将取消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起到鼓励的作用，同时也是我国政府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做出的增加外汇需求的重要举措。
    近日，有传闻称外汇管理局等部门正在探讨放松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国外资本市场。
    对策之五：放松中国居民在非贸易用汇方面的限制
    我国目前对居民个人出国留学、旅游、访问等的用汇量还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因公临时出国的购汇标准为400美元，境外旅游、培训的购汇标准为2000美元，因此居民个人持有的外汇数量十分有限，我国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外汇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政府手中，以致我国政府拥有如此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也才引起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如果能够放松对我国居民在非贸易用汇方面的限制，变集中储备为“藏汇于民”，既可以舒缓升值压力，又可以培养我国居民的理财意识
    对策之六：采取措施，控制游资的流入
    2002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在实现了“三顺差”，经常帐户顺差、资本帐户顺差和“错误与遗漏”顺差。“双顺差”对我国并不罕见。而“错误与遗漏”出现顺差却是破天荒，这意味着最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下，大量游资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这无疑会影响我国的金融稳定，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控制游资流入，除了加强监管以外，关键是改变投资者的预期。增加进口、扩大对外投资、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放松居民用汇限制都是为了平抑金融市场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
    对策之七：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由“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渐异化为“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与美元之间的稳定联系促进了我国出口，降低了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外汇风险，增强了外部经济对人民币的信心，刺激了外资流入。但是，钉住汇率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在我国已经显现，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往往要为了实现外部均衡的目标，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内部均衡。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我国的货币当局必须经常入市干预，保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既影响了我国的货币供给，构成对稳定币值努力的消极因素，巨额的外汇储备又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指责我国输出通货紧缩的因由。近年来，由于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加之商界对强势美元政策的不满和政府官员对汇率政策的语焉不详，美元汇率的波动性越来越大，也使人民币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此，我国必须尽快调整汇率制度，实现人民币和美元的“适度合理”脱钩，从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退出，转换为钉住“一篮子货币”。
    由于美元目前对其他国际货币走弱，一旦人民币调整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后，很有可能要面临升值的压力。这种压力只能靠国家政策调节来缓解。另外，我们应当声明的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调整，我国外汇管理当局将储备中的一部分美元转换为其他币种，其结果必然是美国的资本外流，从而使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和中国的“共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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