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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自由化、国家控制力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一个新的视角

发布时间：2009年2月6日 00:09

 
摘要：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两难”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在金融开放进程中实现无危机的稳定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长期战略问题。通过将金融危机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动态匹配的框架下加以解读，本文认为，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金融业加速开放的过程中，为确保宏观金融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战略上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以提高在维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方面的主动性能力。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  国家控制力  金融危机
 
JEL分类：G18，G28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金融自由化、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金融业的脆弱性问题更加突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多年来积累的金融风险尚需消化，接踵而至的是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直面国际竞争；而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无论是从容量、深度或者广度而言，可能都远未达到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陈雨露&马勇，2008）。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两难”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能否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并在开放进程中实现无危机的稳定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长期战略性问题。本文通过将金融危机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国家金融控制力匹配失衡的框架下加以解读，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概览：从拉美到东亚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融危机出现了明显向发展中国家聚集的趋势。如表1所示，在1980-1989和1900-2001两个时间段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概率均显著高于工业化国家。
 
表1   1975~2001年间的金融危机发生情况

危机类型
工业化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1975~1979
1980~1989
1990~2001
1975~1979
1980~1989
1990~2001
银行危机   数目
3
7
7
3
23
23
           频率
2.9
3.3
3.0
1.9
7.2
6.5
货币危机   数目
13
17
11
16
38
25
           频率
12.4
8.1
4.8
10
11.9
7.1
双重危机   数目
2
2
2
1
10
13
           频率
1.9
0.95
0.9
0.6
3.1
3.7

资料来源：刘莉亚&任若恩，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共生性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10）。
 
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典型标本，近年来拉美和东亚的危机案例值得深入研究。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拉美地区的发展虽曾一度辉煌，但最终还是淹没在了金融危机的泥沼中步履维艰。自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而爆发债务危机以后，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虽然也有间歇性的发展，但不堪重负的债务负担和矛盾重重的金融改革一直有如挥之不去的阴影，而这多次成为拉美各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股市暴跌，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甚至整个经济、社会、政治都处于剧烈动荡之中。
事实上，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就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地笼罩在拉美国家的上空。无论是从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危害程度以及持续性等各个方面来看，拉美金融危机都可以看作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标准样本”。在最近20多年中，以曾经发生过两次以上危机的国家数量为指标进行计算，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冠绝全球，其中35%以上的拉美国家曾经历过数次危机，该指标几乎是世界其它地区的3倍。
较之拉美，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令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始料未及。自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之后，东亚经济体一直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毕业生”，东亚模式也备受推崇。然而，1997年7月，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东南亚国家，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大幅贬值，股市暴跌，经常项目赤字剧增，经济增长明显放慢（见表2）。这场危机迅速波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并蔓延至东欧和拉美，是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又一次全球金融大震荡。由于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严重影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危机爆发的突然性、危机在国家之间蔓延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资产价格和汇率下跌的幅度都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对这一地区国家的经济是灾难性的，同时还将全球金融体系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米什金，2003）。
 
表2    东亚金融危机各国受影响的程度

国家
货币贬值幅度
股指下跌幅度
经济增长率下跌点数
1997.6.30汇率
1997.7~1998.9间最低汇率
货币贬值幅度
97.6指数
97.7~98.9间最低点
下跌
幅度
1997年
1998年
增减
百分点
泰国
24.75
泰铢
55.80
-55.65
527.28
257.44
-51.2
-1.8
-10.0
-8.2
印尼
2432
印尼盾
16475.0
-85.24
724.556
339.536
-53.1
4.9
-13.7
-18.6
马来西亚
2.5246
林吉特
4.660
-45.82
1077.30
435.84
-54.5
7.5
-7.5
-15.0
菲律宾
26.376
比索
46.10
-42.79
2809.21
1518.00
-46.0
5.2
-0.5
-5.7
韩国
888.10
韩元
1967.0
-54.85
745.40
280.00
-62.4
5.0
-5.8
-10.8

注：货币汇率以美元为标的，即：1美元兑换的货币量。汇率变动幅度的计算公式为：[（新汇率-旧汇率）/旧汇率]×100%；如果上式计算结果为正值，表示升值幅度；如果计算结果为负值，表示贬值幅度。
资料来源：汇率来自http://www.oanda.com/convert/fxhistory（全部以中间价计）；股指下跌幅度的数字取自日本贸易振兴会；经济增长率数字引自《1999年世界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企划调查局编）。
 
金融危机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外，金融危机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停滞甚至倒退。作为经济基本面恶化的基本指标之一，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直接体现了宏观经济面的恶化趋势，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下面的表3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与高的不良贷款率相对应的是低的甚至负的经济增长率，而当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同期而至时，经济增长往往会出现明显的倒退。
 
表3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率

国家
年度
不良贷款比率（%）**
实际GDP平均增长率（%）
是否发生货币危机
阿根廷
1980-82
9.0*
-2.73
是
巴  西
1994-96
15.0
4.28
否
智  利
1981-83
19.0
-3.41
是
哥伦比亚
1982-87
25.0*
3.36
是
印度尼西亚
1997-
65-75
-3.24
是
马来西亚
1985-88
33.0*
3.65
否
墨西哥
1994-95
11.0*
-0.88
是
斯里兰卡
1989-93
35.0
4.86
否
泰国
1983-87
15.0*
6.21
否
泰国
1997-
46.0
-2.22
是

注：*数据来源于IMF；**为估计值。
 
二、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如何相关？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开放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金融自由化，并不总是如预期的那样“放松管制、解放压抑的金融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事实证明，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施加必要约束的盲目开放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从下面的表4和表5我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后或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常常伴随着金融危机，在有些国家，伴随金融自由化的金融危机不仅反复发作，而且成本巨大。
 
表4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时间与金融危机时间

国家
法定的金融自由化时间
事实的金融自由化时间
双重金融危机的发生时间
墨西哥
1989
1989
1982，1994-1995
巴西
1991
1992
1998
阿根廷
1989
1991
1982，1990-1991，2001-2002
泰国
1987
1988
1984，1997-1998，2000
印尼
1989
1989
1997-1998
菲律宾
1991
NA
1983，1997-1998
马来西亚
1988
1990
1997-1998
韩国
1992
1993
1997-1998

资料来源：Ranciere,Tornell & Westermann(2006).
 
表5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时间与事件

国家
金融自由化情况（部分）
金融危机时间（损失）
墨西哥
存款和贷款利率在1989年自由化；对投资组合流动的管制在1989年进一步放松；1992年国有银行私有化并放开了新银行的进入限制。
1994-1995
累计损失预计达GDP的12-15%。
巴西
利率上限于1976年取消后又于1979年恢复；存款利率在1989年实现了完全自由化；进入限制在1991年降低；在20世纪90年代，加强了对资本流入的限制，同时放松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
1994-1997，29家银行被干预；1998
阿根廷
信贷控制于1977年取消后又于1981年恢复，1977年的自由化在1982年倒转；存款利率于1987年取消；信贷控制在1993年大大降低。
1980-1982，168家银行关闭；
1989-1990，银行破产损失达整个金融体系的40%；2001-2002。
泰国
对长期投资的流入限制于1985年取消；直接信贷在1980年后逐步取消；1990年允许外资银行业务；贷款利率管制在1992年取消。
1983-1987，银行资产的不良贷款率达15%； 1997-1998；2000
印尼
大部分存款和贷款利率在1983年自由化；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存款的垄断在1989年取消；1988年开始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合资公司。
1997-1998
菲律宾
利率控制在1981-1985年间基本取消；1983年部分废除了直接信贷；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限制在1992-1995年间取消。
1981-1987；1997-1998
银行体系1.6%的银行在1981年倒闭。
马来西亚
1978年实现了利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1985年重新实施利率控制后又于1992年完全取消。
1985-1988；1997-1998
韩国
从1983年开始，对外国投资的控制逐渐取消。
1985-1986；1997-1998

资料来源：Gil Mehrez & Daniel Kaufmann(1999).
 
实际上，根据Hiro Ito & Menzie Chinn（2007）的统计数据，在金融自由化后的5年内，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高达60%（见图1），尤其是在金融自由化后5年中的前3年，更是金融（银行）危机集中爆发的高峰期（见图2）。
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大都与不合时宜的政策选择密切相关。作为整个经济全球化阶段的主流政策主张，近几十年来，或许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像“华盛顿共识”[1]那样，可以在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去检验它的经济效力。应该说，“华盛顿共识”有其合理内核，但当这些理想化的“经济处方”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开给错误的对象时，动态不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忽略国别特征和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注定会遭遇实践的尴尬。
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南锥体国家（如智利、阿根廷、乌拉圭）曾实施过金融自由化，这次金融自由化因爆发了不同程度的银行危机和债务危机而停止；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金融全球化的口号下，更大规模、更全面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再次席卷拉美大陆：利率市场化、废除资本管制、取消定向贷款、降低银行储备、引进外资银行、国有银行私有化……拉美国家几乎移植和复制了发达国家所有关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倡导。虽然在金融自由化初期，拉美国家获得了一些好处，然而，短暂的繁荣只不过延长了内在矛盾的潜伏期。当拉美国家通过短暂改革把金融“彻底”归还给市场后，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华盛顿共识”所预言的有序与和谐，而他们所倚重的外国投资者也并不总能扮演稳定的角色。最后，当危机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的时候，拉美国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失去控制力的金融体系轰然倒塌。东亚危机各国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Allen & Gale（1998）等学者强调：若金融自由化缺乏有效监管体系的安全保护（比如存款保险、最后贷款人保护或支持的承诺），问题就会应运而生。若金融自由化大幅度扩大私人借款者和贷款者的权利，同时政府继续对债务提供担保，那么过度风险的经营活动和投机就将接踵而至，大多数时候必然演变为资产泡沫。在这一过程中，脆弱的金融体系最终难以维系，借贷活动和资产价格随之崩溃，金融危机骤然而至。
 
三、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匹配失衡与国家控制力衰微
作为后起和具有典型“追赶型”特征的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经历了伴随经济增长的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解除金融抑制和促进金融自由化为目标的金融改革成为重要议题，有些国家甚至采取了激进的迅速自由化改革方案。虽然就金融危机和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尚存争论，但超越本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的“盲目自由化”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基本制度性诱因。在这些国家，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利率管制的过于放松以及金融监管的长期滞后成为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典型事实。
由于超越本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本身就内含着金融不稳定的潜在风险，而金融自由化导致的资本流入和信贷扩张又进一步使这些风险长期积聚，再加之外部监管的滞后和羸弱，发展中国家短时间建立起来的“金融帝国”就像是根基不稳的百尺高楼，表面上风光无限，事实上却缺乏坚实的根基。对此，米什金（2003）认为，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猛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一旦放松利率封顶和借款类型的限制，借款急剧增加。显而易见，国际资本流动在金融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发展中国家政府保护网的存在以及对银行体系不充分的监管进一步鼓励了资本的流入，这又导致了贷款激增和银行的过度风险承受。Goldstein（1998）和Kamin（1999）等发现，亚洲危机国家的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GDP增长速度，而贷款激增和银行的过度风险承受往往是银行危机的预测器（Gavin & Hausman，1996）。Kaminsky & Reinhart（1996）甚至直接指出：较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自由化是银行危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预测器。
应该说，金融自由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脱离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无疑会损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如果要总结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政策偏颇和失误，那么，僵化的汇率制度、失衡的国际收支、不恰当的外汇储备、问题重重的金融机构、不合时宜的货币控制以及国内宏观政策的不协调等将会成为经济学家嘴边的“关键词”。 然而，上述种种表象只不过是如下两个根本性问题的具体反映：一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与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不协调，二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与总体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协调。前者主要表现为：金融自由化忽略了本国的基本国情，其进程在金融深度的绝对量和相对进展上都超过了其能够承载的限度，导致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和本国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最终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后者主要表现为：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典型的如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未能很好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放大了金融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多重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在金融自由化时期显得尤其突出。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实施金融赶超战略的过程中，上述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发展匹配失衡的现象可能进一步导致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拉美和东亚的金融危机中，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有以下几个突出的表现。
一是债务负担水平大大超过本国的经济承受力。无论是在拉美或是东亚，危机前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沉重并且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从下面的图3和图4我们看到，巴西和阿根廷的债务负担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成倍增长，而作为东亚危机肇始国的泰国，外债负担水平高达36.5%。事实上，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外债负担就日益沉重，以至于在80年代初陷入债务危机长达10年之久。在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整个拉美地区的外债为3800亿美元，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后，拉美的债务却近乎翻番，总额接近8000亿美元[2]。此外，在东亚危机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那些遭受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储蓄率全都低于投资率；而在那些未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储蓄率均高于投资率（见图5和图6）。由于国内投资超过了储蓄，亢奋的国内投资所产生的资金缺口，迫切需要国外资金加以弥补；而国际资金在利差和寻求高收益等因素的多重驱动下，亦不断涌入这些地区，最终使这些国家的高投资增长模式在短期内获得支撑并得以强化。当经济增长的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外国资本流入时，债台高筑的风险就会不断累积。在一些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及韩国），“短期外债存量/外汇准备”指标均超过100%，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处于外汇储备资不抵债的状态，一旦违约风险暴露，可能迅速演变为国家层面的债务和金融危机。作为国际资本流动中最难以估测的部分，短期外债的集中涌入和群体退出都将造成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而这也被屡次证明成为货币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由于患上了严重的“债务依赖症”，在经济发展向好时，大量私人资本的涌入助长了经济繁荣，但同时也埋下了债务危机的种子：一旦经济形势稍有逆转，外资就会闻风而逃，从而导致股市暴跌，货币贬值，金融和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实际上，在Radelet & Sachs（1998）的实证研究中，短期外债因素甚至被认为是所有市场和制度因素中与金融危机关联最大的解释变量。
二是羸弱的金融监管导致了资本流动的失控。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在金融监管能力跟上自由化步伐之前就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最终导致了资本流动的失控。事实上外资的使用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且不论任何外资（长期或者短期）的进入都是本着赢利动机，还有相当一部分外资是出于纯粹的套利和投机目的。由于基于投机和套利的外国资本往往具有短期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旦东道国家无法通过有效的监管正确评估这些短期资本的性质、动向和集中流动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或者不能对这些可能随时发生的资本流动施加必要的控制力的话，那么，大量涌入的外国资本就成了潜在风险的聚集区。对于很多遭受危机的经济体而言，过快的资本账户开放和滞后的金融监管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对金融必要的国家控制力，从而无法对转型期的金融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保持必要的驾驭能力[3]。当本着趋利动机的外国资本在危机前夜大肆出逃并在危机过程中“落井下石”的时候，这些国家发现，羸弱的金融监管根本无力应对这场错综复杂的金融乱局。而危机发生后政府采取的那些过于简单化、行政化的措施（如限制居民提取存款，控制资本流动，暂时停止支付到期外债，大幅度削弱工资和养老金等）最终被证明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激化了多重矛盾，进一步恶化了危机。
 
表6   资本流动、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金融危机
国家（危机年）
短期资本流动
长期资本流动
自由化后5年是否发生危机
严重程度
阿根廷(1980)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阿根廷(1989)
关闭
关闭
NA
 
阿根廷(1995)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智利(1981)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墨西哥(1994)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委内瑞拉(1994)
关闭
关闭
NA
 
马来西亚(1985)
开放
开放
否
 
菲律宾(1981)
关闭
关闭
否
 
泰国(1997)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巴西(1994)
关闭
关闭
NA
 
印尼(1992)
开放
开放
否
 
韩国(1985)
关闭
开放
是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1998)。
 
三是国内金融资本的过度退出严重削弱了国家的金融控制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无可厚非，但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是非常危险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放不等于简单地引入外国投资者，更不等于把金融资产直接“打折出售”。以阿根廷为例，在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外资控制了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 70%（在10 大私有银行中，7 家为外资独资，2 家为外资控股），但这种由外国资本“当家作主”的模式很快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在拉美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国内金融资本的大量退出和外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提高效率，反而使国家在短时间就丧失了必要的金融控制力（典型的如墨西哥和阿根廷，见表7）。在国家金融控制权缺失的情况下，旨在维持稳定和恢复信心的方案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一旦外部冲击到来，整个金融体系就面临崩溃的风险。当外国金融资本取代国内金融资本时，整个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就会变得被动。对此，美国政治经济评论家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id）曾有一段精彩评论：“随着流动资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四处游荡，寻求最高回报率，人们会发现，全国遍地都是国外资本，这种资本流动带来的繁荣景象令人眼花缭乱。但当这些外国资本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决定撤离时，这个国家又突然发现渴望贷款。全球几十个有抱负的国家都因为此种际遇而沦落到人质的地位……这也是他们在贸易体系中追求发展时所付出的入场费。”
 
表7   拉美银行体系的所有制结构（1990 VS. 2001）
国家
1990年
2001年
政府
私人
外国
政府
私人
外国
阿根廷
36
54
10
33
19
48
巴西
64
30
6
46
19
27
智利
19
62
19
13
46
42
墨西哥
97
1
2
0
18
82
秘鲁
55
41
4
11
43
46
委内瑞拉
6
93
1
27
39
34
 
四是偏低的外汇储备根本无法抵御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以泰国为例，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泰国的外汇储备水平长期维持在300~350 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泰国3~4个月的进口用汇量）。显而易见，这种“照搬标准教科书公式”确定的外汇储备水平只能满足作为一个“正常经济体”的一般性对外支付需求，根本无力应对特殊情况，尤其没有考虑到泰国失衡的外债结构中所隐含的风险暴露（及由此产生的额外的储备需要）。由于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偏低，泰国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受到严重限制。1997年1~7月，面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为避免金融市场动荡，泰国央行对金融市场累计投放了约200亿美元外汇，但在强大的国际投机资本面前依然无力回天，干预失败后泰铢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亦随之爆发。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和政治腐败还在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Wei & Sievers（2000），政治家们可能援助私人部门的裙带关系，却不会及时清除金融体系中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存在腐败的国家，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可能显著降低，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不堪一击。不仅如此，在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时，援助方式还可能取决于政治捐助和援助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网。许多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尼的救援行动的主要对象是政府的裙带关系，而1997年金融危机初期，泰国的援助目标也主要是直接资助与政治有裙带关系的银行部门（Padma Desai，2003）。虽然有学者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某种程度的腐败也可能会推进经济发展的进程，但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承认，腐败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而且已有许多实证研究发现，腐败会减少国内投资（Mauro，1995），并阻碍外国投资（Wei，1997），最终抑制经济增长。许多学者认为，如果“亚洲小虎”不存在腐败，它们在既有的经济增长曲线上将会走得更快。从表8可以看到，越是受危机打击严重的经济体越是倾向于拥有较高的银行腐败指数、较低的制度发展水平和较低的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而在两个危机免疫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情况恰好相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和政治的腐败可能进一步导致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并在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表8   东亚诸国的腐败和腐败控制指标

　
银行腐败指数
制度发展程度
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
韩国
1.87
0
6.24
马来西亚
1.88
0.51
7.78
菲律宾
2.18
0.21
3.91
泰国
3.14
0.15
5.53
印度尼西亚
2.47
-0.77
3.95
中国香港
-
1
8.76
新加坡
1.26
1.44
9.02

注：“银行腐败指数”取自The 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它直接反映了一国银行业的腐败程度：指数越高，意味着银行业的腐败程度越高。此外，由于金融业的腐败往往与不廉洁和制度发展不健全的政治环境相关，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衡量一国政府和制度环境发展情况的指标：“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和“制度发展”。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指标主要取自LLSV（1998），它是一个综合反映政府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指标，该指标值越大，政府的纪律性越高，管理能力越强。“制度发展程度”指标取自Beck, Demirguc-Kunt & Maksimovic（2003），它是一个包含了腐败控制、监管质量、政治稳定性、法律规则、行政效率等内容的综合指标，该值越大，一般认为该国的制度发展越健全，因此，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国家的腐败控制力。
 
四、开放与发展双重困境下的国家金融控制力：如何获得平衡？
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来看，作为后起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的典型样本，近年来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值得高度重视。通过重新审视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我们发现，对于那些处于“开放”和“发展”双重困境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的衰微在危机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表9中，我们初步总结了拉美和东亚部分危机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匹配失衡和国家控制力衰微方面的具体表现。在我们列举的5个“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7个“国家的金融控制力衰微”项目中，大部分国家多有涉及。而在那些危机反复发生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和受危机打击尤其沉重的国家（泰国、印尼），金融自由化匹配失衡的程度和国家金融控制力衰微的程度明显更为突出。
 
表9   部分危机国家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衰微的表现

　
拉美
东亚
墨西哥
阿根廷
巴西
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危机发生时间
1982/1994
1982/2002　
1999
1997
1997
1997
失衡的金融自由化
宏观经济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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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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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的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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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激的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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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项目过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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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金融控制力衰微
过度的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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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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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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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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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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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资本过度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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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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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国家金融控制能力的衰微是导致金融危机无法得到及早遏制的重要原因。对此，陈雨露&马勇（2008）认为，在经济转型和金融发展长期滞后的双重约束条件下，面临加速开放的经济体，出于稳定的需要，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对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是非常必要的[4]。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利率市场化、机构准入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等都将成为金融改革的“既定参数”，但“追赶型”经济体面临的现实又往往是：多年来积累的庞大金融风险尚需消化，接踵而至的是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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