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亚各国就开始踏上了寻求区域合作的道路。从“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10+3（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财政金融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到“清迈倡议”的签署和落实，东亚金融合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世纪之交，“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先驱、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R. Mundell）对美元区、欧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景的预言引起了我们对 “东亚大同”的无限憧憬。但是，随着东亚金融合作的纵深推进，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断凸现，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质疑也不绝于耳。东亚金融合作向何处去，成为悬在东亚各国头上的一个问号。本文拟在阐述东亚金融合作的客观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东亚金融合作面临的困难和障碍，探讨东亚金融合作的发展前景，以及中国应采取的态度和对策。

    一、东亚金融合作：需求分析

    1.区域金融合作的危机防范机制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探究危机爆发根源的报道、分析连篇累牍，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危机国家不恰当的汇率制度和脆弱的金融体系上。

    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相关研究表明，浮动汇率制度无法保证国际收支的平衡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在不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固定汇率制度同样会导致本国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成为危机发生的导火索。东亚各国在危机发生之前，采取的多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相对稳定的汇率和国内物价的确为国际贸易和外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国际资本的源源流入和经常帐户的持续顺差共同造就了东亚经济发展的神话（McKinnon [2000]）。但是，随着美元的大幅升值，东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明显下降，以泰国为例，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5%降到3%，经常账户逆差达16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伴随着贸易状况恶化的是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出，这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东亚国家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此，东亚国家僵硬的汇率制度对于危机的爆发难逃其咎。

    区域金融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汇率制度上的合作，无论是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还是创建共同货币，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本地区的免疫性。通过本地区货币同美元或其他单一国际货币之间联系的弱化，降低了汇率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增强了汇率的稳定性，减少了发达国家通过货币途径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的渠道，稳定了国内经济，增强了抵御外来攻击实力。

    东亚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道德风险”上。东南亚国家一方面由于政府同金融机构和大企业之间的裙带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迫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的政治压力，长期以来对银行体系以及私人项目都有或明或暗的担保。监管体制的不完善和安全网的存在使得银行和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极少考虑到风险，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它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举借外债，在国内从事高风险投资，导致东亚金融体系贷款质量低下。据估计，全球约有2万亿美元的银行不良债权，其中80%集中在东亚地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其以《东亚的经济展望》为题的演讲中就曾经指出过泰国政府对金融的过度保护：“金融公司和银行的命运关系到许多执政党与反对党领袖的个人利益，很自然他们就不想加以严厉管制，所以他们无视警告的讯号，并将改革挪后。当泰铢遭到攻击时，他们动用数十亿美元来拯救泰铢，这不但没有带来好处，还使最终付出的代价增加。”当投机分子攻击东亚国家货币时，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放大了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这也是东亚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孪生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

    区域金融合作可以对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进行长期跟踪监督，并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危机隐患。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地区性磋商机制，定期和不定期地交换宏观经济、经济政策和金融市场的信息。通过对成员国施加压力，阻止成员国实行可能会导致危机的政策，克服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

    2.区域金融合作的危机管理机制

    区域金融合作可以提高危机管理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其威慑机制和救援机制上。
威慑机制：东亚金融危机是一次典型的资本帐户危机，国际金融巨鳄的投机攻击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其他市场参与者由于无法掌握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真实经济状况，加之市场收益和惩罚的不对称，迫使基金经理人消极规避风险，对于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包括谣言)的敏感度极高，普通投资者跟风的“羊群效应”加大了投机攻击的力度，也助长了危机的蔓延。区域内各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互换协议和储备聚集等措施都可以增强区域的整体形象，增强普通投资者的信心，威慑投机分子，确保资本市场的稳定，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

    救援机制：东亚金融危机表现出强烈的“传染性”，由泰铢贬值引发的金融风暴通过贸易、投资等途径迅速席卷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波及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后来连韩国和俄罗斯都饱受池鱼之灾。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其日益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现象，单独一个国家往往很难独善其身，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传统上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往往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IMF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着实令人失望。首先，IMF对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可能的后果估计严重不足，反映迟缓，贻误了战机。其次，IMF对危机国的国情缺乏足够的了解，依据其与美国财政部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向危机国家硬性推出“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三大政策建议，由此导致一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建立东亚区域性的危机防范和互助机制，通过为危机国提供必要的国际流动性，既可以为该国赢得时间采取必要措施纠正政策上的失误，又可以阻断该国向其他国家传染危机的途径。

    3.货币本土化乃至国际化的收益
美元一直是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的主要计价货币。美元的国际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铸币税、金融市场扩大带来的融资成本的节省以及兑换、转帐结算和投资咨询等中介服务的收益。美元的收益就是使用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的成本和损失。区域金融合作可以减少美元在本地区使用的范围和频率，实现本地区经济交易的货币本土化，并进而实现本土货币国际化。东亚各国可以节省上述费用，用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4.外汇储备的合理利用
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为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以及应付各种紧急支付而持有的外汇资产。外汇储备的规模既不能过大，又不能过小。如果外汇储备量过低，无法应付国际交易的需求，必然会抑制该国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但是，如果外汇储备量过高，则是对本国资源的极大浪费，因为，一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意味着牺牲其一部分投资或消费，同样会抑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亚国家一般都持有较多的外汇储备，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

    （1）东亚国家的国际融资能力相对较差。巴塞尔协议规定对非OECD国家的长期贷款的风险权重是100%，短期贷款的风险权重是20%，因此国际金融机构一般都不愿对这些国家的银行和企业发放长期贷款。东亚国家只能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获取稳定性很差的短期融资。事实上短期债务比重过高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2）防范危机的需要。东亚国家作为外向型的经济，十分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加之内部经济的脆弱性，因此对经济安全问题十分敏感。东亚金融危机的切肤之痛更让这些国家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能充当危机时刻的保护伞。因此，倾向于持有高额的外汇储备来自保。

    （3）稳定外汇市场的需要。汇率的变动会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东亚国家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了确保在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中的吸引力，一般都对汇率稳定格外青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银行就要经常入市干预，这也是保有高额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