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域化”与发展中的孔子学院

陈雨露 — Tue, 22 Sep 2009 20:22:00 GMT

本文为孔子学院院长大会发言提要，2008-12-10

在当今世界上，“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经成为无可阻挡的趋势，从而也成为无所不在的话题。但是人们一方面分享着“全球化”的便利和实惠，另一方面却正在分担由于“全球化”而迅速蔓延和转嫁的金融危机。当我们从文化的意义上审视“全球化”问题的时候，这一经验必然引发更多的质疑。因此对本次大会的主题而言，“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或可成为一个预示未来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描述着多元的文化现实，也表达了“文化生态”之平衡互动的可能理想。发展中的孔子学院，应当由此得到一种定位和解说。

一、“全球地域化”：悖论中的互动

无论是依照一般的理解习惯，还是在有关“全球化”的实际论说中，“全球地域化”都可能被误读为“全球的地域化”或者“地域的全球化”。而这两种理解所包含的同一逻辑，其实仍然沿袭着“中心”式的权力话语和思维定势，并不能描述当今世界文化的独特品格。

“全球地域化”的真正指向，应当在于“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关系问题，在于人们对此种关系的态度和重新评价。其中的根本诉求，并非借助“全球化”或者“地域化”当中的任何一极去整合对方、涵纳对方、甚至消解对方，而是着力凸显彼此之间本然的关联性，并就不同于自己的对方作出积极的回应。这，正是当代最基本的人文理念和精神价值。

如果以“全球化”的理由排斥“地域化”，不过是将自己单一的“地域化”扩大为貌似普遍的“全球化”，成为一种霸权式的文化表达；如果以“地域化”的借口否认任何共同的人类理想，则代表着另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在相当程度上说，正是这两种偏颇加深着当代世界的危机。

“全球地域化”的逻辑前提，在于承认“差异”和“他者”，并由此达成“对话”和“共识”。因此，“全球化”并非消除地方性，“地域化”也并不否认普遍价值。“全球化”和“地域化”应当在一种相互限制的过程中，逐渐生成新的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它必须以“地域性”的立场警惕消灭差异的霸权主义危险，也必须以“全球性”的立场防止拒绝共识的自闭主义倾向。

换言之，正当的“全球化”应当导致不同“地域”的开放、对话、合作与协商，而不是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正当的“地域化”应当导致“全球”的宽容、理解和多元共存，而不是狭隘的自我中心和民族主义。

“全球地域化”的上述意义，也正是孔子学院的出发点及其价值所在。从中国学人的角度说，我们当然对中华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感到自豪，我们也希望汉语可以更多地成为国际间的交往性语言，正如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珍爱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一样。然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通过语言与文化的交往实现“全球地域化”的价值命意，是在语言与文化的交往中丰富多元的世界、也更新我们自己。就此而言，“全球地域化”的悖论，本已包含了互动的可能。

二、发展中的孔子学院：交往中的回馈

20 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始终在挑战二元对立模式及其话语权系统。“现代性”的扩张曾经长期成全着一种“中心”式的文化叙述，乃至一切“他者”其实都并非“真正的他者”，而只是被单一主体所描述的对象、被“我”所认识的“非我”[1]。“全球地域化”观念的根本，则是使单一的视角让位于多元、使“给予”同样成为“接受”、使“言说者”也被他人所言说，进而使任何一种叙述都不再具有“中心”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学院的建设就不仅在于满足不同国家对汉语的实际需求，也将使中国文化自身得到极大的回馈。

也许可以说，孔子学院既是一种“他者”的声音输送，又是互为“他者”的彼此倾听、是多样性文化的相互借鉴。其中最重要的意义之一，便是文化之间的对话，便是“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更充分地揭示自己”。[2]

照中国的古训，一切精神的或者物质的活动最终都要“返诸己身”。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则是对话导致“对宾格之我的发现”（Me-consciousness）[3]。而意识到自我检点的根本价值，意识到“我”具有主格和宾格、指称者和被指称者的双重身份，意识到任何一种语言、文化和传统都存在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对话”才能成为起点而不是终结，“对话”才能通过文化的自省而保持文化的活力。

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往往还源于对特定价值的过份执着。而不同的执着看上去似乎泾渭分明，实际上却只是不同形式的“自我中心”而已。问题在于：一旦自身持守的“价值”被置换为某种单一的立场、身份、传统或者信仰，其结果必定是与“价值本身”擦肩而过。不幸的是，这恰好正是当今左派或右派、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典型话语。孔子学院可以期盼的贡献和回馈，亦当在此。

总之，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使我们相互区别，但也只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才能帮助我们建立更趋和谐的文化生态，并且更深刻地了解他人、也了解我们自己。

[1] David Tracy, Dialogue with the Other: th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Louvain: Peeters Press, 1990, p.4, p. 49.

[2] [俄] 巴赫金著、刘宁译：《言辞美学》，载《世界文学》1999（5），221页。

[3] [西班牙]潘尼卡著、王志成等译：《宗教内对话》，51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在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雨露 — Thu, 09 Mar 2006 10:52:00 GMT

尊敬的江总书记：

作为青年教师的代表参加座谈会并向您汇报工作，我感到十分高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建立于1950年，是我校最早成立的八大院系之一。目前，财政金融学院拥有财政学、金融学两个全国重点学科和该领域唯一的重点科研基地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已成为我国财政、金融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头雁，为我国的财政金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我校教师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货币信用学》和第一部财政学教材《财政学讲义》，1980年编写了被誉为我国财政金融理论建设里程碑的著作《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1993年编写了金融学领域唯一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的核心课程教材《货币银行学》。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总书记在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一重要论述。进入21世纪，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积极面向实践，深入研究财政金融领域的重大课题，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安全问题，加入WTO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问题，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域货币问题，我国金融业风险管理体系构建问题，现代金融工程理论与方法问题，等等，取得了一批高水平、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科研成果。

入世后，我国金融业将与外国金融机构在国民待遇原则下进行平等竞争，国际通用型金融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们启动了全国高校第一个“高级金融教学实验项目”，采用与国外接轨的课程体系，采取全英文授课、本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目标是培养既熟知国际金融运作规则，又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海外华人学者中最杰出的9位金融学教授都将来我校为该项目授课。

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财政金融学院设置了金融工程和信用管理两个新专业，这两个专业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群交融的产物，要求有很强的金融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工程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以适应入世后中国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目前，我们邀请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共同进行课程开发。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汇集了一批一流的科研人员和专家，积极探索金融领域“产、学、研”相结合的新模式，为中国证监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提供了多份重大政策咨询报告，为证券机构和上市公司培训了上千名证券从业人员，为金融机构引进和开发了多项金融新产品。

为了加强与国际金融学界的交流，我院设立了由新中国金融学科奠基人之一的黄达教授和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的“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该讲座将组织全球26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来我校讲学，我们希望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办成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金融学术交流平台。

金融在21世纪的经济活动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将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引下，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为构建中国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培养现代金融人才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特别报告

“全球地域化”与发展中的孔子学院

在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