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大大推进了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突发性公共疫情SARS再一次将东亚各国紧密联系起来。现在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的结果不仅可能使金融危机的全球化，也可能使突发性疫情的全球化。因此，在这个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防范、处理突发性风险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
一、突发性公共疫情与金融危机的共性
1997年，以泰国发生的泰铢危机为导火索，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迅速波及到基本经济面比较薄弱的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三国货币纷纷迅速贬值；投资者恐慌性撤资使韩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严重地冲击。而后，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冲破地域限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1997年10月初，欧洲各主要股票市场纷纷下跌，同时，日本股市、澳洲股市及拉美金融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次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表明了一国的金融状况迅速向全球传递。
突发性公共疫情的爆发、蔓延与金融危机具有相似的特性，这集中表现为突发性、传染性、破坏性及恐慌性。目前全球SARS感染及死亡病例95％集中在东亚。突发性公共疫情SARS，由于它的高感染性及神秘性，一度引起人们心理的恐慌。这次突发性的SARS，再次打击东亚经济。渣打银行的SARS最新研究报告预测，东亚经济将损失165亿美元，增长率也将下降0.6％，全球损失将达到1500亿美元。
二、突发性公共疫情对东亚金融的影响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形相似，由于突发性公共疫情SARS的爆发，经济增长的预期大幅下调，促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使该地区的经济、金融蒙受更大的损失。
SARS的大面积蔓延，使银行短期财务状况及保险公司的业务增长受到压力。若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会导致银行业务缩减，坏账风险提高，少数金融机构的呆账、坏账甚至破产会产生连锁反应，并迅速传递。这种传递可能会由局部的金融市场扰动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更容易形成这种传递效应，一方面，由于银行间繁杂的借贷关系，任何一方的支付困难都可能导致流动性上的传递效应；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债权人挤兑行为的传递。当市场信心发生危机时，金融脆弱性将会暴露得十分明显。心理预期因素的传递性会削弱金融市场的支撑力，导致市场的联动。全球化链条上的任何一个薄弱环节出现金融动荡，就会迅速向相关国家传递，从而可能形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SARS疫情已经对东亚地区的银行财务状况造成了直接影响。
股票价格作为宏观经济走向的领先指标，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宏观经济未来的走势。受SARS的冲击，股市不确定因素增加。因此，突发性公共疫情不仅直接影响投资（包括FDI）与消费水平，还可通过金融传导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如银行信用传导渠道、股票价格传导渠道等。如果突发性公共疫情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而引发投资者信心丧失，可能会出现恐慌性抛盘，股票价格的下跌会通过财富效应、托宾效应及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投资与消费产生影响，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将越大。
三、从SARS 看东亚合作机制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明显加快，而这次的SARS危机，将是东亚合作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拓展的重要标志。东亚各国在寻求一种合作机制，以提高东亚整体的抗击突发性风险的能力。
（一）完善东亚区域内的经济磋商与信息沟通机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以此为契机，东亚各国积极探讨通过区域金融合作，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1997年12月，第一次东盟加中、日、韩（9＋3，1999年4月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改为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这一会晤机制为东亚各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了政治支持。在1998年12月第二届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我国提出在10＋3框架内建立财政和中央银行的对话机制，获得各方赞同。此后，首次10＋3财长会在1999年4月举行，标志着10＋3财金合作机制的初步形成。
4月中上旬，国际社会要求开展东亚联合防范SARS的呼声十分高涨。4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SARS问题的特别会议，与会各国一致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磋商，提高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并及时通报疫情，携手共同对抗SARS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
（二）确立东亚区域应付突发事件的早期预警机制。1997年金融危机的高度传染性使得东亚各国意识到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现象，单独一个国家往往很难独善其身，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因此，亚洲开发银行实施了一个小规模的区域技术援助项目，帮助10＋3国家建立早期预警机制模型。2001年5月，在夏威夷举行东盟10＋3财长会议，宣告建立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及早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和公司企业的弱点，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
目前，东盟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共同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威胁的必要性，但是合作的基础是各国必须拥有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和风险衡量指标，并应当及时建立一套针对于突发性公共疫情的预警机制。
（三）健全东亚区域内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机制。东亚国家通过金融合作机制互助互利，避免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各自为政，甚至实行竞相贬值的汇率政策，增强危机处理能力。东亚双边互换网络的紧急支援机制基本形成，是东亚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加强区域合作的结果。2000年5月，在第二次10＋3财长会议上，与会财长就开展东亚金融合作的具体内容及形式进行了商议，签订了著名的“清迈倡议”，清迈协议表现出东亚国家携手来共同处理突发性金融危机的决心。此协议将东盟之间原有的货币互换安排扩展到东盟所有成员国，资金规模已扩大到10亿美元；同时，扩大货币互换安排的范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东盟成员、中、日、韩之间签订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目前，“清迈倡议”的落实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中、日、韩之间以及中日韩与东盟之间签署了多笔双边货币互换和回购协议（BSA），累计金额达185亿美元。尤其是日元与人民币的互换虽然与发生货币危机时用美元同本币交换的机制不同，但是在外汇储备额居世界第一位的日本同外汇储备居第二位的中国之间构筑外汇通融体系，将是突发性货币危机处理的安全保障。
为了加强区域合作对抗SARS，我国与东盟10国签订的联合声明指出，各国通过互通疫情机制，严格控制疫情传染源，并在飞机场和港口码头实行紧急离境前的卫生检查，要求旅客必须填写健康申报单；声明草案还提出严格禁止被怀疑感染者外游，并且加强飞机消毒管理。东亚各国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已形成了一个区域应急联防机制。
中国还主动出资1000万元成立专项基金，紧急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在我国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法律制度。5月19日，中国代表团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透露，根据在这次抗击SARS战役中所发现的问题，中国政府计划投入80亿人民币，在近期开始建立一个大型的、技术更先进的疾病控制中心，从而进一步改善与东亚各国公共卫生合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