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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荷兰提尔堡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共北京市第九届党代会代表。2004年入选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1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1999年获首届教育部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1998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优秀青年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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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两难”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在金融开放进程中实现无危机的稳定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长期战略问题。通过将金融危机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动态匹配的框架下加以解读,本文认为,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金融业加速开放的过程中,为确保宏观金融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战略上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以提高在维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方面的主动性能力。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  国家控制力  金融危机
 
JEL分类:G18,G28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金融自由化、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金融业的脆弱性问题更加突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多年来积累的金融风险尚需消化,接踵而至的是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直面国际竞争;而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无论是从容量、深度或者广度而言,可能都远未达到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陈雨露&马勇,2008)。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两难”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能否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并在开放进程中实现无危机的稳定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长期战略性问题。本文通过将金融危机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国家金融控制力匹配失衡的框架下加以解读,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概览:从拉美到东亚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融危机出现了明显向发展中国家聚集的趋势。如表1所示,在1980-1989和1900-2001两个时间段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概率均显著高于工业化国家。
 
表1   1975~2001年间的金融危机发生情况

危机类型
工业化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1975~1979
1980~1989
1990~2001
1975~1979
1980~1989
1990~2001
银行危机   数目
3
7
7
3
23
23
           频率
2.9
3.3
3.0
1.9
7.2
6.5
货币危机   数目
13
17
11
16
38
25
           频率
12.4
8.1
4.8
10
11.9
7.1
双重危机   数目
2
2
2
1
10
13
           频率
1.9
0.95
0.9
0.6
3.1
3.7

资料来源:刘莉亚&任若恩,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共生性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10)。
 
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典型标本,近年来拉美和东亚的危机案例值得深入研究。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拉美地区的发展虽曾一度辉煌,但最终还是淹没在了金融危机的泥沼中步履维艰。自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而爆发债务危机以后,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虽然也有间歇性的发展,但不堪重负的债务负担和矛盾重重的金融改革一直有如挥之不去的阴影,而这多次成为拉美各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股市暴跌,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甚至整个经济、社会、政治都处于剧烈动荡之中。
事实上,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就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地笼罩在拉美国家的上空。无论是从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危害程度以及持续性等各个方面来看,拉美金融危机都可以看作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标准样本”。在最近20多年中,以曾经发生过两次以上危机的国家数量为指标进行计算,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冠绝全球,其中35%以上的拉美国家曾经历过数次危机,该指标几乎是世界其它地区的3倍。
较之拉美,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令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始料未及。自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之后,东亚经济体一直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毕业生”,东亚模式也备受推崇。然而,1997年7月,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东南亚国家,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大幅贬值,股市暴跌,经常项目赤字剧增,经济增长明显放慢(见表2)。这场危机迅速波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并蔓延至东欧和拉美,是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又一次全球金融大震荡。由于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严重影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危机爆发的突然性、危机在国家之间蔓延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资产价格和汇率下跌的幅度都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对这一地区国家的经济是灾难性的,同时还将全球金融体系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米什金,2003)。
 
表2    东亚金融危机各国受影响的程度

国家
货币贬值幅度
股指下跌幅度
经济增长率下跌点数
1997.6.30汇率
1997.7~1998.9间最低汇率
货币贬值幅度
97.6指数
97.7~98.9间最低点
下跌
幅度
1997
1998
增减
百分点
泰国
24.75
泰铢
55.80
-55.65
527.28
257.44
-51.2
-1.8
-10.0
-8.2
印尼
2432
印尼盾
16475.0
-85.24
724.556
339.536
-53.1
4.9
-13.7
-18.6
马来西亚
2.5246
林吉特
4.660
-45.82
1077.30
435.84
-54.5
7.5
-7.5
-15.0
菲律宾
26.376
比索
46.10
-42.79
2809.21
1518.00
-46.0
5.2
-0.5
-5.7
韩国
888.10
韩元
1967.0
-54.85
745.40
280.00
-62.4
5.0
-5.8
-10.8

注:货币汇率以美元为标的,即:1美元兑换的货币量。汇率变动幅度的计算公式为:[(新汇率-旧汇率)/旧汇率]×100%;如果上式计算结果为正值,表示升值幅度;如果计算结果为负值,表示贬值幅度。
资料来源:汇率来自http://www.oanda.com/convert/fxhistory(全部以中间价计);股指下跌幅度的数字取自日本贸易振兴会;经济增长率数字引自《1999年世界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企划调查局编)。
 
金融危机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外,金融危机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停滞甚至倒退。作为经济基本面恶化的基本指标之一,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直接体现了宏观经济面的恶化趋势,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下面的表3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与高的不良贷款率相对应的是低的甚至负的经济增长率,而当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同期而至时,经济增长往往会出现明显的倒退。
 
表3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率

国家
年度
不良贷款比率(%**
实际GDP平均增长率(%)
是否发生货币危机
阿根廷
1980-82
9.0*
-2.73
巴  西
1994-96
15.0
4.28
智  利
1981-83
19.0
-3.41
哥伦比亚
1982-87
25.0*
3.36
印度尼西亚
1997-
65-75
-3.24
马来西亚
1985-88
33.0*
3.65
墨西哥
1994-95
11.0*
-0.88
斯里兰卡
1989-93
35.0
4.86
泰国
1983-87
15.0*
6.21
泰国
1997-
46.0
-2.22

注:*数据来源于IMF**为估计值。
 
二、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如何相关?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开放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金融自由化,并不总是如预期的那样“放松管制、解放压抑的金融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事实证明,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施加必要约束的盲目开放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从下面的表4和表5我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后或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常常伴随着金融危机,在有些国家,伴随金融自由化的金融危机不仅反复发作,而且成本巨大。
 
表4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时间与金融危机时间

国家
法定的金融自由化时间
事实的金融自由化时间
双重金融危机的发生时间
墨西哥
1989
1989
1982,1994-1995
巴西
1991
1992
1998
阿根廷
1989
1991
1982,1990-1991,2001-2002
泰国
1987
1988
1984,1997-1998,2000
印尼
1989
1989
1997-1998
菲律宾
1991
NA
1983,1997-1998
马来西亚
1988
1990
1997-1998
韩国
1992
1993
1997-1998

资料来源:Ranciere,Tornell & Westermann(2006).
 
表5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时间与事件

国家
金融自由化情况(部分)
金融危机时间(损失)
墨西哥
存款和贷款利率在1989年自由化;对投资组合流动的管制在1989年进一步放松;1992年国有银行私有化并放开了新银行的进入限制。
1994-1995
累计损失预计达GDP的12-15%。
巴西
利率上限于1976年取消后又于1979年恢复;存款利率在1989年实现了完全自由化;进入限制在1991年降低;在20世纪90年代,加强了对资本流入的限制,同时放松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
1994-1997,29家银行被干预;1998
阿根廷
信贷控制于1977年取消后又于1981年恢复,1977年的自由化在1982年倒转;存款利率于1987年取消;信贷控制在1993年大大降低。
1980-1982,168家银行关闭;
1989-1990,银行破产损失达整个金融体系的40%;2001-2002。
泰国
对长期投资的流入限制于1985年取消;直接信贷在1980年后逐步取消;1990年允许外资银行业务;贷款利率管制在1992年取消。
1983-1987,银行资产的不良贷款率达15%; 1997-1998;2000
印尼
大部分存款和贷款利率在1983年自由化;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存款的垄断在1989年取消;1988年开始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合资公司。
1997-1998
菲律宾
利率控制在1981-1985年间基本取消;1983年部分废除了直接信贷;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限制在1992-1995年间取消。
1981-1987;1997-1998
银行体系1.6%的银行在1981年倒闭。
马来西亚
1978年实现了利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1985年重新实施利率控制后又于1992年完全取消。
1985-1988;1997-1998
韩国
从1983年开始,对外国投资的控制逐渐取消。
1985-1986;1997-1998

资料来源:Gil Mehrez & Daniel Kaufmann(1999).
 
实际上,根据Hiro Ito & Menzie Chinn(2007)的统计数据,在金融自由化后的5年内,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高达60%(见图1),尤其是在金融自由化后5年中的前3年,更是金融(银行)危机集中爆发的高峰期(见图2)。
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大都与不合时宜的政策选择密切相关。作为整个经济全球化阶段的主流政策主张,近几十年来,或许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像“华盛顿共识”[1]那样,可以在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去检验它的经济效力。应该说,“华盛顿共识”有其合理内核,但当这些理想化的“经济处方”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开给错误的对象时,动态不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忽略国别特征和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注定会遭遇实践的尴尬。
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南锥体国家(如智利、阿根廷、乌拉圭)曾实施过金融自由化,这次金融自由化因爆发了不同程度的银行危机和债务危机而停止;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金融全球化的口号下,更大规模、更全面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再次席卷拉美大陆:利率市场化、废除资本管制、取消定向贷款、降低银行储备、引进外资银行、国有银行私有化……拉美国家几乎移植和复制了发达国家所有关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倡导。虽然在金融自由化初期,拉美国家获得了一些好处,然而,短暂的繁荣只不过延长了内在矛盾的潜伏期。当拉美国家通过短暂改革把金融“彻底”归还给市场后,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华盛顿共识”所预言的有序与和谐,而他们所倚重的外国投资者也并不总能扮演稳定的角色。最后,当危机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的时候,拉美国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失去控制力的金融体系轰然倒塌。东亚危机各国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Allen & Gale(1998)等学者强调:若金融自由化缺乏有效监管体系的安全保护(比如存款保险、最后贷款人保护或支持的承诺),问题就会应运而生。若金融自由化大幅度扩大私人借款者和贷款者的权利,同时政府继续对债务提供担保,那么过度风险的经营活动和投机就将接踵而至,大多数时候必然演变为资产泡沫。在这一过程中,脆弱的金融体系最终难以维系,借贷活动和资产价格随之崩溃,金融危机骤然而至。
 
三、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匹配失衡与国家控制力衰微
作为后起和具有典型“追赶型”特征的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经历了伴随经济增长的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解除金融抑制和促进金融自由化为目标的金融改革成为重要议题,有些国家甚至采取了激进的迅速自由化改革方案。虽然就金融危机和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尚存争论,但超越本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的“盲目自由化”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基本制度性诱因。在这些国家,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利率管制的过于放松以及金融监管的长期滞后成为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典型事实。
由于超越本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本身就内含着金融不稳定的潜在风险,而金融自由化导致的资本流入和信贷扩张又进一步使这些风险长期积聚,再加之外部监管的滞后和羸弱,发展中国家短时间建立起来的“金融帝国”就像是根基不稳的百尺高楼,表面上风光无限,事实上却缺乏坚实的根基。对此,米什金(2003)认为,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猛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一旦放松利率封顶和借款类型的限制,借款急剧增加。显而易见,国际资本流动在金融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发展中国家政府保护网的存在以及对银行体系不充分的监管进一步鼓励了资本的流入,这又导致了贷款激增和银行的过度风险承受。Goldstein(1998)和Kamin(1999)等发现,亚洲危机国家的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GDP增长速度,而贷款激增和银行的过度风险承受往往是银行危机的预测器(Gavin & Hausman,1996)。Kaminsky & Reinhart(1996)甚至直接指出:较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自由化是银行危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预测器。
应该说,金融自由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脱离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无疑会损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如果要总结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政策偏颇和失误,那么,僵化的汇率制度、失衡的国际收支、不恰当的外汇储备、问题重重的金融机构、不合时宜的货币控制以及国内宏观政策的不协调等将会成为经济学家嘴边的“关键词”。 然而,上述种种表象只不过是如下两个根本性问题的具体反映:一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与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不协调,二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与总体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协调。前者主要表现为:金融自由化忽略了本国的基本国情,其进程在金融深度的绝对量和相对进展上都超过了其能够承载的限度,导致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和本国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最终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后者主要表现为: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典型的如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未能很好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放大了金融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多重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在金融自由化时期显得尤其突出。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实施金融赶超战略的过程中,上述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发展匹配失衡的现象可能进一步导致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拉美和东亚的金融危机中,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有以下几个突出的表现。
一是债务负担水平大大超过本国的经济承受力。无论是在拉美或是东亚,危机前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沉重并且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从下面的图3和图4我们看到,巴西和阿根廷的债务负担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成倍增长,而作为东亚危机肇始国的泰国,外债负担水平高达36.5%。事实上,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外债负担就日益沉重,以至于在80年代初陷入债务危机长达10年之久。在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整个拉美地区的外债为3800亿美元,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后,拉美的债务却近乎翻番,总额接近8000亿美元[2]。此外,在东亚危机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那些遭受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储蓄率全都低于投资率;而在那些未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储蓄率均高于投资率(见图5和图6)。由于国内投资超过了储蓄,亢奋的国内投资所产生的资金缺口,迫切需要国外资金加以弥补;而国际资金在利差和寻求高收益等因素的多重驱动下,亦不断涌入这些地区,最终使这些国家的高投资增长模式在短期内获得支撑并得以强化。当经济增长的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外国资本流入时,债台高筑的风险就会不断累积。在一些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及韩国),“短期外债存量/外汇准备”指标均超过100%,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处于外汇储备资不抵债的状态,一旦违约风险暴露,可能迅速演变为国家层面的债务和金融危机。作为国际资本流动中最难以估测的部分,短期外债的集中涌入和群体退出都将造成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而这也被屡次证明成为货币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由于患上了严重的“债务依赖症”,在经济发展向好时,大量私人资本的涌入助长了经济繁荣,但同时也埋下了债务危机的种子:一旦经济形势稍有逆转,外资就会闻风而逃,从而导致股市暴跌,货币贬值,金融和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实际上,在Radelet & Sachs(1998)的实证研究中,短期外债因素甚至被认为是所有市场和制度因素中与金融危机关联最大的解释变量。
二是羸弱的金融监管导致了资本流动的失控。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在金融监管能力跟上自由化步伐之前就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最终导致了资本流动的失控。事实上外资的使用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且不论任何外资(长期或者短期)的进入都是本着赢利动机,还有相当一部分外资是出于纯粹的套利和投机目的。由于基于投机和套利的外国资本往往具有短期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旦东道国家无法通过有效的监管正确评估这些短期资本的性质、动向和集中流动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或者不能对这些可能随时发生的资本流动施加必要的控制力的话,那么,大量涌入的外国资本就成了潜在风险的聚集区。对于很多遭受危机的经济体而言,过快的资本账户开放和滞后的金融监管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对金融必要的国家控制力,从而无法对转型期的金融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保持必要的驾驭能力[3]。当本着趋利动机的外国资本在危机前夜大肆出逃并在危机过程中“落井下石”的时候,这些国家发现,羸弱的金融监管根本无力应对这场错综复杂的金融乱局。而危机发生后政府采取的那些过于简单化、行政化的措施(如限制居民提取存款,控制资本流动,暂时停止支付到期外债,大幅度削弱工资和养老金等)最终被证明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激化了多重矛盾,进一步恶化了危机。
 
表6   资本流动、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金融危机
国家(危机年)
短期资本流动
长期资本流动
自由化后5年是否发生危机
严重程度
阿根廷(1980)
开放
开放
严重
阿根廷(1989)
关闭
关闭
NA
 
阿根廷(1995)
开放
开放
严重
智利(1981)
开放
开放
严重
墨西哥(1994)
开放
开放
严重
委内瑞拉(1994)
关闭
关闭
NA
 
马来西亚(1985)
开放
开放
 
菲律宾(1981)
关闭
关闭
 
泰国(1997)
开放
开放
严重
巴西(1994)
关闭
关闭
NA
 
印尼(1992)
开放
开放
 
韩国(1985)
关闭
开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1998)
 
三是国内金融资本的过度退出严重削弱了国家的金融控制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无可厚非,但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是非常危险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放不等于简单地引入外国投资者,更不等于把金融资产直接“打折出售”。以阿根廷为例,在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外资控制了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 70%(在10 大私有银行中,7 家为外资独资,2 家为外资控股),但这种由外国资本“当家作主”的模式很快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在拉美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国内金融资本的大量退出和外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提高效率,反而使国家在短时间就丧失了必要的金融控制力(典型的如墨西哥和阿根廷,见表7)。在国家金融控制权缺失的情况下,旨在维持稳定和恢复信心的方案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一旦外部冲击到来,整个金融体系就面临崩溃的风险。当外国金融资本取代国内金融资本时,整个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就会变得被动。对此,美国政治经济评论家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id)曾有一段精彩评论:“随着流动资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四处游荡,寻求最高回报率,人们会发现,全国遍地都是国外资本,这种资本流动带来的繁荣景象令人眼花缭乱。但当这些外国资本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决定撤离时,这个国家又突然发现渴望贷款。全球几十个有抱负的国家都因为此种际遇而沦落到人质的地位……这也是他们在贸易体系中追求发展时所付出的入场费。”
 
表7   拉美银行体系的所有制结构(1990 VS. 2001
国家
1990
2001
政府
私人
外国
政府
私人
外国
阿根廷
36
54
10
33
19
48
巴西
64
30
6
46
19
27
智利
19
62
19
13
46
42
墨西哥
97
1
2
0
18
82
秘鲁
55
41
4
11
43
46
委内瑞拉
6
93
1
27
39
34
 
四是偏低的外汇储备根本无法抵御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以泰国为例,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泰国的外汇储备水平长期维持在300~350 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泰国3~4个月的进口用汇量)。显而易见,这种“照搬标准教科书公式”确定的外汇储备水平只能满足作为一个“正常经济体”的一般性对外支付需求,根本无力应对特殊情况,尤其没有考虑到泰国失衡的外债结构中所隐含的风险暴露(及由此产生的额外的储备需要)。由于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偏低,泰国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受到严重限制。1997年1~7月,面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为避免金融市场动荡,泰国央行对金融市场累计投放了约200亿美元外汇,但在强大的国际投机资本面前依然无力回天,干预失败后泰铢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亦随之爆发。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和政治腐败还在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Wei & Sievers(2000),政治家们可能援助私人部门的裙带关系,却不会及时清除金融体系中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存在腐败的国家,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可能显著降低,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不堪一击。不仅如此,在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时,援助方式还可能取决于政治捐助和援助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网。许多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尼的救援行动的主要对象是政府的裙带关系,而1997年金融危机初期,泰国的援助目标也主要是直接资助与政治有裙带关系的银行部门(Padma Desai,2003)。虽然有学者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某种程度的腐败也可能会推进经济发展的进程,但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承认,腐败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而且已有许多实证研究发现,腐败会减少国内投资(Mauro,1995),并阻碍外国投资(Wei,1997),最终抑制经济增长。许多学者认为,如果“亚洲小虎”不存在腐败,它们在既有的经济增长曲线上将会走得更快。从表8可以看到,越是受危机打击严重的经济体越是倾向于拥有较高的银行腐败指数、较低的制度发展水平和较低的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而在两个危机免疫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情况恰好相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和政治的腐败可能进一步导致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并在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表8   东亚诸国的腐败和腐败控制指标

 
银行腐败指数
制度发展程度
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
韩国
1.87
0
6.24
马来西亚
1.88
0.51
7.78
菲律宾
2.18
0.21
3.91
泰国
3.14
0.15
5.53
印度尼西亚
2.47
-0.77
3.95
中国香港
-
1
8.76
新加坡
1.26
1.44
9.02

注:“银行腐败指数”取自The 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它直接反映了一国银行业的腐败程度:指数越高,意味着银行业的腐败程度越高。此外,由于金融业的腐败往往与不廉洁和制度发展不健全的政治环境相关,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衡量一国政府和制度环境发展情况的指标:“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和“制度发展”。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指标主要取自LLSV(1998),它是一个综合反映政府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指标,该指标值越大,政府的纪律性越高,管理能力越强。“制度发展程度”指标取自Beck, Demirguc-Kunt & Maksimovic(2003),它是一个包含了腐败控制、监管质量、政治稳定性、法律规则、行政效率等内容的综合指标,该值越大,一般认为该国的制度发展越健全,因此,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国家的腐败控制力。
 
四、开放与发展双重困境下的国家金融控制力:如何获得平衡?
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来看,作为后起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的典型样本,近年来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值得高度重视。通过重新审视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我们发现,对于那些处于“开放”和“发展”双重困境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的衰微在危机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表9中,我们初步总结了拉美和东亚部分危机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匹配失衡和国家控制力衰微方面的具体表现。在我们列举的5个“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7个“国家的金融控制力衰微”项目中,大部分国家多有涉及。而在那些危机反复发生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和受危机打击尤其沉重的国家(泰国、印尼),金融自由化匹配失衡的程度和国家金融控制力衰微的程度明显更为突出。
 
表9   部分危机国家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衰微的表现

 
拉美
东亚
墨西哥
阿根廷
巴西
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危机发生时间
1982/1994
1982/2002 
1999
1997
1997
1997
失衡的金融自由化
宏观经济不平衡
宏观政策不恰当
滞后的金融监管
过激的金融改革
 
 
 
资本项目过早开放
 
国家的金融控制力衰微
过度的债务负担
外债结构不合理
外汇储备不合理
失控的资本流动
政治与经济腐败
 
 
 
国内资本过度退出
 
 
 
 
外国资本占据主导
 
 
 
 

 
对于很多“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国家金融控制能力的衰微是导致金融危机无法得到及早遏制的重要原因。对此,陈雨露&马勇(2008)认为,在经济转型和金融发展长期滞后的双重约束条件下,面临加速开放的经济体,出于稳定的需要,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对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是非常必要的[4]。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利率市场化、机构准入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等都将成为金融改革的“既定参数”,但“追赶型”经济体面临的现实又往往是:多年来积累的庞大金融风险尚需消化,接踵而至的是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直面

      有人说,文字是人类在无限期博弈中形成的契约。这种解释虽然学究,但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走到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文字确实始终承载着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历程。如果说语言是传承文明的基石,那么文字则是文明的灵魂,方寸之间蕴藏着民族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理解语言必须理解文字,而理解文字首先要了解文明。
      在某种意义上,文字是社会现象内涵的表露,是制度、宗教、礼仪、教育、思维方式、信仰、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总括大成。文字是人类文明奇葩,它承载了文明血液,有了文字人类文明才得以延续。
      不过,也正因为这是一种无期限博弈,文字之间竞争从未停止。人类曾经拥有的文字要远比今天丰富,有的在无期限博弈中逐渐成长,有的则逐步消亡,随之消亡的还有一个个仅留在异族文字上的民族,如今人们只能在字里行间揣测这些殇逝的文明。文字发展演绎着人类博弈,包括文化、经济、价值观,这些博弈从来没有停止,或许也永远不会停止。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种文字成为区域语言乃至世界交流媒介,汉语、拉丁语、法语都曾独领风骚。公元前后,在中国秦汉移民影响下日本创立了自己的文字,至今日文中汉字面孔仍依稀可见;唐宋时代,汉字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是官方书写系统,有时甚至是唯一书写系统。古代朝鲜半岛,汉字级别最高,“乡扎”次之,“谚文”再次;古代日本书写常用真名而不用假名,“真名”就是汉字,男人多用汉字,女子多用假名,文字暗示等级差异。罗马帝国时期,能书写拉丁文被视为一种荣耀,虽然蛮族兵锋撕裂了罗马帝国,但“雅典-罗马”文明靠拉丁文字流传了下来。克洛维、查理曼时代直至17世纪,法语是欧洲大陆翘楚,甚至后来雄霸全球的大英帝国当时也在读法语《圣经》,法语曾为人类贡献了莫里哀、巴尔扎克、大小仲马、雨果、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等文学巨匠, 《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基督山伯爵》和《悲惨世界》更是成为世界文学瑰宝,它们以法语独特的方式为今人讲述了那个时代。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似乎已经是英语独霸天下。
      汉语、法语虽然仍与英语同列为联合国书写语言,但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远弱于英语。英文确实是一种简约、明快的文字,字里行间带着雅里安人的严谨与典丽,不过这绝不是英语崛起的唯一原因。18-19世纪,随着日不落帝国在全球建立殖民地,英语被残暴的掠夺者带到了全世界,偷换英国女王的话,当时“太阳照耀的地方就有人讲英语”。当代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更重要的是新大陆造就了美国兼收并蓄的移民文化,英语背后是支撑全球经济的美式思维。
      任何一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应用乃至成为国际交往媒介都绝非幸至,文字交流折射出的是民族实力竞争与平衡,是“大国兴衰”的基本符号,是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互动和平衡。较之军事强势和经济强势的影响周期,文字与文化强势的形成相对缓慢却更为持久。世界历史经验或可说明,一种语言与文化一旦借助“硬实力”建立起自己的影响,便在相当程度上延长着“硬实力”影响周期,甚至可以在军事与经济强势发生转移之后,反过来成为国家实力主导性因素。
      汉字背后是秦汉雄风,是唐宋辉煌的赤县文明与经济成就。虽然中国在近代落后了,但无论日、韩、东南亚诸国如何去中国化,始终抹不去汉字的点点滴滴。拉丁文背后是简洁明快的奥林匹斯文化,“雅典-罗马”文明曾与华夏文明一样冠绝世界,雅典城市国家和罗马帝国消亡了,然而拉丁文没有随之流逝,拉丁文献记载的典籍始终被认为是西欧文明的起源,至今左右西欧人思维。法兰克帝国灭亡了,但法语记载的西欧骑士与城堡不可磨灭,透过法语字里行间,隐约可以看到克洛维、查理曼的马上雄风。
      华夏文化有很多传说,汉字起源便是其中之一。相传汉字为仓颉所造,仓颉曾看到一名天神,相貌好像绘有文字的画,仓颉描摹天神面部形象创造了汉字。从现实中的考古记录看,最早出土的汉字在河南舞阳县,距今约为8000年,正式汉字体系则成熟于距商代,殷墟中的文字材料已经突出表现了象形文字造字特征。与其他语言文字相比,汉字是一种独立文字体系,不依存任何一种外族文字,是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结合,是汉藏语系鼻祖。在其后几千年中,汉字一直沿着表意方向发展,从未中断。
      与其他文字相比,汉字是硕果仅存的古代文字,同时代埃及图画文字未充分发展就被不断地嫁接、添改,经过叠床架屋式改造,系统变得十分庞杂;虽然苏美尔人楔形文字曾一度流行于波斯湾,但终因其系统弱点在竞争中全面失败。公元前后,图画文字和楔形字退出了人类使用范畴,成为历史文字。与这些古老文字的命运相反,汉字始终是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印记,一方面得益于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的统一性和继承性。在汉字演进过程中,我们的先民口耳相授、世代相传,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少数民族入主,但元、清文化远远落后于汉族,满族在入关之前甚至没有成系统的文字,汉字在中国历史中从来都是主流。
      两千多年前的中原,中国农业生产系统在世界上就已经遥遥领先,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劳动力原粮产量就达到了3188市斤。从那个时刻汉字就开始了国际化语言历程,《礼记》中提到的“通译”是一个职业,职责是将汉语翻译为各种周边国家语言;公元372年朝鲜正式设立太学讲授汉语;外国人或外族人大批到中国学习汉语,盛于唐宋两代,这个时代汉字输出奠定了以汉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圈,日、韩、蒙、东南亚莫不在学习汉字过程中深受汉文化熏陶,进而形成自己民族文明特色。
      唐宋时期,承载汉字漂洋过海的是发达的中国经济,盛唐时期中国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为4524市斤,绝对是世界翘楚,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已达120万,分为414行,纺织、造纸、造船世界难望项背,绝非当时西欧可比。西方了解中国也肇始于这个时代,一本《马克波罗游记》虽不能讲尽盛唐风流,却向西方展示了中国雾绡般的轻裾。在那个时代,西方人想象中国,如同近代国人想象美国,中国是亭台水榭、处处繁花,与同时代生活在城堡中的骑士、农奴相比,唐宋确实是梦中天堂。
      西方系统了解中国始于17世纪后期,汉学随着西方传教士返国流入,汉语教学开始出现在德、法、意等欧洲国家。也是从那个时代起西方开始虚幻想象中国的形象,中国人从来都是看淡宗教的,“未能侍人,焉能侍鬼”,传教士就曲解中国,孟德斯鸠更是在《论法的精神》中刻意曲解中国文化,夸大中国一些丑恶现象。此时,西方开始妖魔化中国,“香格里拉”、“睡狮”和“巨龙”都是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极端隐喻,这些隐喻也体现了西方“中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一方面西方惊讶于汉学的瑰丽与华美,另一方面却又对中华民族兴盛于世界民族之林表现出种种不应有的担忧。
      清朝仆立,国人再次陶醉于天朝上国的古老梦想,此时西方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蒸汽机开始隆隆响彻大不列颠。此前,西人从未领先于世界,却在领先世界的第一时间将自己的语言带到了全世界。在西方列强的攻伐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都曾先后成为世界性语言,随之而来的是列强铁蹄对殖民地的肆意践踏,甚至灭亡了阿兹特克等古老的土著文明,那些语言的优美与典雅从此不再为人所知。武力和经济只能使弱者暂时屈服,只有根除其文化才能将本土价值观移植到殖民地,而手段就是推行他们自己的母语,英国则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日不落帝国雄霸全球的时候,澳大利亚、北美、印度乃至非洲,英语都是官方语言,当然,支撑英语的不仅仅是殖民者手中的枪炮,还有背后的文明大厦:理论物理学创始者、微积分奠基人牛顿(英),《国富论》作者、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英),现代化学实验奠基人普列斯利特(英),西医奠基人波义尔(英),蒸气机发明者瓦特(英),他们才是英国在那个时代最完整的标签,也正是由于他们英语才获得了鲜活的生命。
      然而,当西方使者马戛尔尼带着地球仪和热气球觐见乾隆皇帝时,爱新觉罗·弘历竟然对地圆说嗤之以鼻。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朝大门,中国才惊讶于世界发展与变化,而此时美国已经成为列强新贵,世界的夜晚开始有电灯照耀,英语开始一统天下。也是在这个时代,世界经济开始随着列强炮舰形成了全球化趋势,伦敦、纽约金融市场开始在呼吸间撼动世界经济脉搏。尽管这个时代汉语还可以影响世界,不过汉语所依托的是古老华夏文明,中国经济再也不能承载汉语厚重的积淀,相反汉语却时时在提携自己已经泣不成声的母体。
      1949年汉字开始正式系统化对外输出,外籍汉语开始成为一项专门的事业和学问。凡此近60载,古老的汉文明在世界舞台重现,为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中国与世界沟通做出了卓越贡献。此时,中国已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世界已经向我们微笑。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语输出与当时国际形势休戚相关,虽然当时汉语输出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但收益却是中国获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建国以来,凡几十年汉字传播对中西文明沟通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汉语输出为世界打开了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窗口。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意识氛围都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但汉语沁人心脾的芬芳贯穿了5000年文明,不是西方世界朝夕之间的经济实力可以替代的。正是这种魅力征服了世界,新中国汉语输出已经超越了经济意义,世界接受的是汉文化价值观,是追求“天人合一”的永恒。
      从那个时刻起,汉语言推广工作不仅是国家友好交流的桥梁,更是中国整体国际战略的重要事业。此时、此地,中国汉语输出的不再仅仅是经济利益,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形式,而是国人追求世界大同的梦想。1971年,国人梦想终于得到了世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回联合国大家庭,其中汉语输出功不可没,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草案23个提出者,绝大多数为第三世界国家代表,而提议代表多接受过汉语教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懂得:汉语乃至汉文化才是世界大同梦想最终的归宿,才是人类最终的彼岸。
      千年传承把文明印记深深烙在汉字的字里行间,汉语所谓传统并非亘古不变的教条,而是数千年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品格,一种多民族融合的智慧结晶。汉文化不是“圣王规范”的古董,而是一个时刻演变的新生命。汉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朴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理学、心学等诸多流派,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主流表达方式则完整勾出这种永不消歇的多方向追求。即便是传统文化中相对稳定的政治人物也出现了司马迁、王守仁、李贽、黄宗羲等异端思想家,《知行录》、《童心说》的思辨表现出强烈的自省和反叛。所谓传统与反叛,不过是中华文明动静两条血脉,任何片面夸大传统与反叛的疏离都会忽视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也会对汉字乃至对汉文化产生误解。
      无可否认,目前中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科技文明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汉语传承的根基是数千年文明积淀,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比拟的,这才是汉文化得以在全球流传的基础。同时,汉字乃至汉文化也需要在交流中寻找参照系,尤其是西方文明处于强势的当代,汉文化必须在交流中扬弃,提炼和诠释自身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提炼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吸纳多元化文化理念,才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扰。
      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字输出是连接中国传统与世界现代的桥梁,现代将是传统延续的生命,传统因此不会变为悬绝的标本。只有将汉字推向全球,才有可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更好的沟通途径和对话平台,否则经济交流会困难重重,价值观对话更将无从谈起。汉字走向世界不仅仅是让中国接受主流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让世界接受中国并成为其主流价值。因为,汉字不仅仅属于中国人,中国文明也是世界文化瑰宝,更属于世界大家庭。
      当清明上河图成为悬绝的标本,“古道,西风,瘦马”将永远是一副简洁的山水风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永远是浓墨重彩。世界有权力知道铁钩银画之美,这是国人的责任。
      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尽善尽美,某一时刻一种或者几种文字胜出,其背后文明也可能主导世界潮流;同样,任何一种文字或者文明也不可能永远主导世界。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英文随着英美崛起传遍世界,折射出的是西欧文明。蛮族入侵毁灭了罗马帝国,在西欧地图上从此出现了法兰克、英吉利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不过,蛮族没有继承罗马帝国雄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欧虽然也出现了克洛维、丕平、查理曼等几个枭雄,但始终没有个人甚至一个民族在纷繁的地域竞争中胜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城堡,城堡并非一个代代如斯的乐园,在一个没有人统领全局的时代,就是一个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社会。
      现代,人们赞美骑士一对一的公平对决,甚至认为代议制就是在骑士文化尊重契约的基础上形成的。没错,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确实是契约,也确实是在一种缺乏中央集权的环境下诞生的。然而,契约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对人的不信任,乃至对任何事情都不信任。正是这种精神缔造了西欧的《大宪章》、议会、乃至整个西欧文明,这也是西欧文明津津乐道的事情。
      我们不仅要问,人类可以信任吗?
      如果人类自身都不信任自身,如果人类真的要生活在一个人人敌视的环境中,即使再完备的法典又怎么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有人说普通法系优于大陆法系,即使判例能够创造法律,但如果人类的每一步都要靠创造法律来规范,又怎么可能书写尽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人类每走一步都要靠规则,都要靠契约,那人类最终的未来又在哪里。生存在天地之间,人类究要信任自身,说到底,西欧文明仍旧没有实现内在超越,而是靠外在超越约束投机行为。
      如同西欧文明不信任人类自身,西欧人同样不信任直观的表形文字和表意文字。日耳曼语系属于表音文字,英语更是以严谨著称,英语也确实优美,也比汉语更简洁。无论如何排列26个字母,这些字符又怎能尽览人世繁华,阅遍千年沧桑。
      理解人类文明靠文字,但连接人类经济靠货币。英镑美元从诞生之日起便直白表露出人类对物质赤裸裸的追求,如同西欧文字,西欧货币体制同样对人类自身表现出极端不信任。西欧货币史中,每一种货币都是经过国内无数家银行拼杀才确立地位,英国著名的南海公司就曾经代理国库,最终却成为南海骗局。更多不为人知的银行倒下了,如今人们可以在史籍中见到英国的南海公司、剑刃银行,可以看到法国约翰·劳的金融骗局。
      然而,这是怎样一种竞争啊。
      对持有这些银行货币的芸芸众生来说,发行银行败北几乎就等于灭顶之灾。也正是这个原因,西欧文明在自身演进路径中陷入另外一种路径依赖,对人类自身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靠契约、靠法律约束。
      英镑可以信任吗?美元可以信任吗?如果率先实行金本位的西欧货币可以信任,那就不会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会有牙买加协定,更不会有历次金融危机。
      所谓华尔街帝国,不过是靠诸多契约连接起来的一个网络,人们在这些契约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去实现财富梦想。这又是怎样一个网络啊,当人们陶醉在五彩斑斓的金融衍生品,人类信任的仍然不是原本就应该如此的优良品行,而是无谓的对冲与转移。其实,自华尔街诞生第一天起,危机就在延续。
      不信任自己的物种,最终也将被自身抛弃。
      这种危机也不止一次体现出来,美国1901、1907、1929经历的大萧条,背后华尔街的身影无处不在。不过,当时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远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潮流,因此只是局部危机,消除危机的可能性更大,手段也更多。
      美国又是怎样摆脱这些危机的呢,关键时刻,政府不再信任个人,经济灾难最为沉重的1929年过后,美国政府竟然抛弃了分权体系,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证券监管体制。时至今日,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证券监管部门都没有美国证监会那样无远弗界的权力,美国证券监管体系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法律制度,竟然把举证责任推给了被告,而且可以传唤任何人参与调查,任何人不服从都将招致联邦法院强制执行。
      也正是这种强硬的监管体系暂时挽救了华尔街,但是华尔街的根基没有变,人类依旧不信任人类,依旧在契约中追逐,而危机也无时无刻不再延续。二战以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当网络连接了世界各个角落,各种信息以光速刺激着人类感官,人类能依然站立在这个没有根基的大厦上吗?
      契约、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抑制投机,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类互相不信任,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物质激励,激发创造潜能,两次工业革命、硅谷奇迹都是西欧文明的证明。然而,在扬扬洒洒数十万年人类历史中,西欧文明领先世界不过一二百年时间,莫非人类要永远靠契约约束自己,要永远不信任自己的同类?
      如果真是这样,人类最终又能走多远?
      危机并非没有征兆,冰冻三尺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寒。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日益雄霸全球,英语几乎以一种无可撼动的优势主宰着世界交流,当然英美等发达国家也主宰了全球经济。2000年,美国指责东南亚等国家货币体制有漏洞时,美国政府也不会想到自己的金融体系同样如此脆弱,其实新兴市场国家一次次危机不过是全球金融海啸的前兆,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发达国家,不过是新兴市场国家更脆弱、体现更早,危机表现形式和引发契机不一样罢了。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数年前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刚刚响彻全球,危机之前,谁又能想到一夜之间狂澜即倒、大厦将倾。同样,本次金融海啸形成之前,谁也不可能想到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新世纪公司一个预亏警告就能击垮屹立百年的雷曼兄弟,搞掉雄霸全球的贝尔斯登。2007年初,美国的经济一切还尚好,当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甚至称57%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房市已经走出低谷,预测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肯定超过3%。如果美国经济自身没有根基性问题,区区一个新世纪公司怎么能毁掉雷曼帝国,又怎么能撼动世界经济。
      昨日桃花易逝,这才是我们审视画中牡丹需要了解的真谛。
      美国拥有世界上独特的金融体系,也拥有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或者是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造就了美国金融体系,这恰恰是危机根源。既然是个人主义,既然不信任人类,在动荡的金融形势下个人信用、公司和契约都不值得信任。是啊,既然人类不值得信任,那任何契约本质上也都不值得信任,外在超越永远无法实现永恒。相反,在中国汉文化熏陶下居民对金融乃至宏观经济信心源自国家能力,可以稳定市场信心,更好处理危机。
市场风险不可预知,个人如果最终无可信任,那信任集体就是必然的选择。
      如果世界经济全球化根植于外在超越的西方文明体系,如果人类永远不能信任自身,那危机的阴影也就无时不在,今天全球金融海啸不过是一个缩影,甚至不会是最强的风暴。如果真的是这样,人类不禁要问:我们有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吗?
      孔夫子将会影响世界,而我们也但愿虚无的上帝会保佑全世界。两者之间,那个更可信呢。
      面对瞬息而来的危机,我们感到恐惧,然而人类必须彻底战胜这种危机,人类没有其他选择。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人类也不可能没有契约,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世界大同。我们要做的是从外在超越上升到内在超越,最终靠人类理性遏抑金融风暴源头,而这个源头,在西方文化中很难找到端倪。
      解决这个问题,汉文化无疑是最好的切点解之一,金融海啸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也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人信任集体、信任国家、乃至信任人类自身,汉字中“天”之所以为“天”,是因为有“人”在支撑。这种信任并非事事依赖,而是一种不断自省的文明,是人类独特的内在超越,实事上我们也在合理扬弃西方文明,按照内在超越模式倡导“和谐世界”。今天,汉文化已经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自省走向交流,汉字则是其中必要载体。虽然汉字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撼动英语的地位,但这也正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世界更需要汉字平衡文化生态,需要汉文化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因为汉字属于全世界。
      我们在此岸阅读,时间却在瞬乎流逝,汉字会承载着我们领会彼岸故事,人类大同不会湮没久远,我们终将永远栖身在彼岸之上。

我国金融学专业教育的问题与分析(发表于《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1月)


 

 

 

 

 

 


    ——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会议上的发言  


我想就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实验班这个实验项目的体会讲两点:

    一、现在的金融学专业教学的课程体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二、这样一个课程体系里面融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实验班是一个研究生的实验班,但是它要求了向前延伸,向后延伸.它要求了本科阶段和博士生阶段,一共五个模块的25门课程。选进实验班的苗子,进入研究生阶段,但是在选拔的时候要求有两个模块的知识体系准备。第一个模块的五门课程,是哲学、史学、经济学、法学和心理学。这五门课程,或者叫人文社会科学里的五个基础学科的原理基础,这是选拔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模块是方法的基础。包括数学、统计学、会计、信息管理和计量经济学的基础。这两个模块的十门课程在选拔的时候,面向本校和全国选拔的时候,是一个基础。进入到研究生阶段以后,有两个模块的课程,第一个是专业的基础课要求,包括货币金融学,金融经济学,公司财务,投资学和计量金融学。第二个模块是专业后续课程,以应用课程为主,包括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国际金融、固定收益证券、衍生金融工具和行为金融.在这里,硕士生毕业多数人就业了,少数人进入到博士的学习阶段.看好了苗子选拔进来。进入博士阶段以后有五门讨论课程,第一个是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中国经济;第二个是资本市场、金融工程与中国经济;第三个是公司财务、资产定价与中国经济,第四个是保险制度和保险市场与中国经济,第五个是全球化、经济改革与中国金融安全。这五门讨论课程是让这些博士生在讨论的过程中来确定自己研究的方向,应该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向。这样25门课程,在座的很多老师在这些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都为人民大学的这个班帮了很多忙,在此我也表示深深地感谢。现在我想谈的体会是,这里面所融入的四个方面的思考,或者叫理念。

 

    理念之一就是金融学,这些课程的配置,究竟是把它定位在经济学还是定位在商科里,这是近些年来大家讨论非常多的。在国内它是在经济学里面,在国外现在是商科里,但是我们觉得也许金融学发展到现在它就是金融学,它既不同于那两者,同时又兼容了那两者,这不是因为中国现在有1000个金融学专业或者相关类的金融工程、信用管理、保险类这些金融类的专业,主要是考虑到它的历史沿革,还有它的学理上的逻辑。因为在国外也是这样,一直到上一个世纪初,在西方大学里面金融学还是视为经济学里面的一个分支,也不是一个独立专业,当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连个小学科也不是。当时的金融学,或者叫货币经济理论,在当时主要是以纯理论的思辨为主,而且多数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到了大危机以后,金融学在当时主要地开始凸显出来,但当时是以政策研究为主。这种政策的研究对它的鼓励,使金融学逐渐从经济当中慢慢出来.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是1939年美国金融学会正式从美国经济学会当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第二是1946年《美国金融期刊》的出版,这两者被大家公认为40年代前后金融学开始独立的重要标志。但是从50年代以后,或者说现在金融理论产生以后,金融学开始迅速奔向了微观层面,也就是说专业设计上就进入到了商学院和管理学院里,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现状。

 

    但是我们说结合中国的实践,同时要结合未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学和金融实践的发展方向,也许走一个宽口径的金融,强调金融学相对的独立性,可能更有出路.就学理上来说,一个方面是货币政策的研究,货币政策规则也好,货币政策有效性也好,现在都非常强调它的微观基础,我们研究货币政策的时候,也通常运用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强调微观主体的行为,这是很重要.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商科当中的金融,在微观层面的金融,离开了宏观分析的支持,现在面临很多的困惑,比方说全球化以后,研究金融的稳定性变成了金融的核心问题,那么金融的风险到底是怎么从单个的风险变成系统性的风险,甚至变成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的呢?现在这被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但是不研究清楚很显然不能回答经济实践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

 

    也许把宏观和微观放在一起更重要一些。另外,从国内来讲,中国金融学的基础是货币银行学的基础.现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微观金融的发展是一重要的增长点.但是在国内,从微观金融替代了原来的宏观金融,从客观上也可能会造成国内的金融学研究队伍和教学研究队伍的分裂。一定要把原来财经院校的老师们统统赶到经济院校里面去?也许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第二个理念,就是在这个课程体系里,简单的说,重视了现在经济方法论的教学,包括数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计量金融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我觉得现在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学生,数学和统计学学得并不少,可能关键的是那是根拐棍,就是从数学向经济学转变当中的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这个过程通常是一个共同存在的软肋.也就是需要大大地给我们的学生补这课,方法的课,因为我们原来太弱。同时在上课的时候向我们实验班的同学强调,数学仅仅是为了更有效的表达金融理论的思想的一种工具,而绝不是金融学本身。理念之三,是重视研究对象的开放性和学科的综合化。也就是说任何的金融创新,不管是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交易机制的创新,都可能成为迅速发展的金融实践所要求的金融研究的对象。这种开放性,也就是金融创新只要在持续,也许金融理论研究的对象就处于不断地扩展的进程当中。所以要求金融学与史学、法学和心理学要随时准备进行学科交叉,需准备一些学科综合化的知识。

 

    最后一点,理念之四就是应在课堂上,逐渐要求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做作业,或者在写论文过程当中,要讲中国的故事,要写中国的故事。当然一方面,指的是要从中国的历史积淀当中,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寻找解决中国现实当中的一些方法和智慧。这里面要求重视中国史学和中国国学的功底。最近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全学校的一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在二年级选择转到国学院.没有想到的是,财金学院的学生选得最多,要求转到国学院学习。这个现象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金融这么热,反而我们的学生愿意转到国学院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还没有想明白。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些学生对这些学问有要求。另外就是中国成功的转轨经济的实践,我们需要对现在的现代金融学做出贡献。中国的成功实践是不是能够回答现在的西方金融学当中或者现代金融学当中不能解决的或者回答不了的问题?比方说麦金农先生提出的“中国之谜”,他的金融发展理论解决不了,那么他关于转轨经济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进程当中的金融控制问题,中国算是做得比较好,那么我们能不能来发展他的金融发展理论呢?最后这里讲一个中国故事也有对教材的要求。现在的实验班是每个学生手里面有三样东西,一是以《经济科学译丛》里边的《金融学译丛》为基础的,国外的经典教材,另外一个是国内这门课程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教材,还有一个是我们老师要求的阅读资料,但是我们也希望教材能够在全国有一个集约化的趋势,真正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大师在写教材,同时这个教材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样我们老师教起来可能更有底,学生学起来可能也更有前途。


    “系统研究财政金融问题,融合发展财政金融学科”,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在这一领域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突出特点。作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更是秉承了这一传统,充分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在公共经济学理论、财政政策、货币银行学理论、货币金融政策方面的研究优势与成果,并集中起全国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各种研究力量与资源,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一、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及其发展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9月, 目标是要成为财政金融领域全国一流的科学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学术交流中心、情报信息中心和咨询服务中心。除了研究财政金融基础理论以外,中心着重研究的是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中国,在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当采取怎样的财政金融政策,需要如何规范发展适应我国需要的财政金融学科体系。因而对经济问题的考察,总是把财政问题和金融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讨论,总是强调以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来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几代财政金融学者历经了半个世纪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反复论证的结晶。

    财政金融学科的融合与协调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逐渐明朗。而且,这一趋势随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几次重大变革越发得到加强。

         1988年1月,原来财政系的财政学、货币银行学、 国际金融专业组建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后又增加税务专业、货币银行学专业(证券专门化方向)和保险学专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汲取对市场经济已有长期研究的西方相关学科积累的知识成果,并实现与中国经济实践的有机结合,成为财政金融学科发展的重要课题。在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设计以及教学科研的内容上也相应地发生重大转变,沿着深度和广度两条主线继续发展。首先,陈共教授主编的《财政学》和黄达教授主编的《货币银行学》相继出版,这两本全国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教材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学科内容的框架,并且分别获得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国家教委二等奖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随后,以周升业教授主编的《对外开放下的金融运行》(第一届全国高等院校金融类研究成果一等奖)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科学地借鉴了西方财政金融理论的精华,把中国的货币供求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储蓄投资机制问题、财政收入比重问题、税收负担问题、财政赤字问题、国债运行机制问题等逐步推广到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讨论,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为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金融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90年代中后期,以黄达教授专著《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的出版为标志,再一次强调了综合研究财政金融问题、融合发展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思路。

         1997年5月,适应学科重大调整和素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在原财政金融系和投资经济系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这在完善学科建设的同时,更加推动了新一代学术带头人的迅速崛起,并带动了大批科研新成果的产生。这些中青年专家不仅继承了第一代财政金融学者科学的研究方法、杰出的科研成果和严谨的治学作风,而且不断地拓宽研究领域,加强研究力度,获得突出的学术成就,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科的研究水平与学术成果继续保持在全国领先地位。比如,高培勇教授担任教育部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他的专著《国债运行机制研究》获得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社科基金二等奖;陈雨露教授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专著《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分析》获第五届北京市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郭庆旺教授的专著《税收与经济发展》荣获1998年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经济学一等奖;吴晓求教授曾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等多种奖励,由他每年主笔(从1997年开始)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报告》在国内金融证券业界具有重要影响。在大量的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之外,财政金融学院的新老学术带头人还承担了来自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财政部、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归国人员基金等的多个重大科研项目,积极参与学科体系建设、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国家的政策规划与咨询。与此同时,财政金融学院也加强了与国内外其他院校、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联系,举办了包括“全球化与金融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国际论坛、中国证券市场展望(论坛)、欧元与中国经济研讨会。中美保险市场国际论坛、中越财政经济改革研讨会、中韩证券市场发展研讨会等在内的众多大型的学术会议。

    为了适应财政金融学科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协调运行的迫切需要,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投资研究所、保险研究所、风险投资研究所和财税金融电子化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在管理体制上,中心引入现代化的科研新模式,整体上实现了“产学研”一体化的运作方式,为中心研究项目的运行奠定一个高效的平台。在研究人员方面实行多层次开放体系,一方面以财政金融学院的主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为专职研究人员,另一方面聘请大量的其他院系、其他高校以及其他国家从事经济政策研究的杰出学者做驻所研究员,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合作进行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而正是由于中心的这种学术领先性,又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加入,从而不断加强中心的研究队伍,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为了直接与国际顶级经济学家交流,中心先后邀请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著名金融学家米什金先生,著名财政学家、前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哈维·罗森先生,著名金融学家兹维·博迪先生来华讲学,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而且还分别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知名学府或研究机构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中心也积极派出访问学者,学习和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的理论发展与实践经验。此外,中心建立的国内最大的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信息网站、符合国际惯例的全程服务体系,以及对研究人员的项目成果评估体系等,也都为财政金融学科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为其在资产证券化、金融工程、金融数学、网络金融、风险投资、资本市场与财政货币政策、公共经济学前沿等新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新成果,为中心成为党和政府在新条件下进行重大财政金融决策的咨询机构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

    二、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和目标

    集中国内外优势力量、以集团化研究的方式解决重大课题,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在科研工作中的基本特点。中心目前的重点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个,均属推动财政金融学科融合发展、位于财政金融研究领域最前沿的重大课题。

    第一,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财政金融政策。其研究特点在于: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搭配;以基础理论研究为切入点,以政策措施研究为重点,旨在及时向决策部门提供有力、有理、有据的政策建议,逐步形成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要求的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协调理论。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黄达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研究”、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研究”、国家社科项目“宏观资金配置格局研究”,陈共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提高财政两个比重研究”,安体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税收流失及其治理对策研究”,杨瑞龙教授主持的“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与国有资产监管系统设计”,郭庆旺教授主持的“实现科教兴国的财税政策研究”等课题及成果。

    第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财政金融政策。这个研究方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及政策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财政金融政策措施。已有的研究积累包括:周升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新体系”,高培勇教授主持的“中国国债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吴晓求教授主持的“高科技企业股票期权设计”和“国有股减持方案设计”,谭荣华教授主持的“金融电子化条件下的金融监管体系研究”,刘曼红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项目“中国风险投资方向”,赵锡军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项目“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监测与控制研究”等课题。

    第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财政金融政策。即以全球化为背景,从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结合的角度,以计量分析为主要研究手段,考察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协调机制。

    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传纶教授主持的“21世纪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研究”,陈雨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人民币汇率预测的数学模型”和“网络金融理论体系研究”,刘曼红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危机:原因与对策”,张洪涛教授主持的“加入WTO中国保险业面临的挑战及机遇”, 刘振亚教授承担的教育部项目“开放宏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等课题。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计划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把中心建设成为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为背景、以政策研究为先导、以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为手段,文理渗透、学科交叉,不断推动中国财政金融基础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财政金融政策研究基地、学术交流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因此,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待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十分必要。要具有国际影响,就必须跟上国际学科发展的步伐;要推动中国基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样的长远规划目标指导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密切关注着进入21世纪以后,财政金融学科体系发展的若干重大趋势。

        1.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配合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必然要求,也是目前重点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财政金融政策”的进一步深入。除了继续从财政金融政策相结合的角度系统地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运行的关系以外,还要探讨在中国这样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里,在转型期基本结束之后,财政金融政策的运行与协调又会出现怎样的特征,哪些理论仍然适用,哪些理论应当抛弃,该如何从国情出发指导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财政金融政策”的继续深入。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势必越来越强,因此,研究以实现外部经济均衡和国内经济均衡为目标的财政金融政策及其有效搭配,当然具有长期的、重大的意义。而无论是第一个方向还是这个方向,都必须重点关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因为经济政策是一个系统,社会经济发展同样是一个系统,虽然在理论上有时可以把财政问题和金融问题分离开来,但是在现实当中不必要,更多的时候则是不可能将二者截然分开。财政金融学科的融合发展,不过就是客观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金融问题相伴相生的反映。因此,关于21世纪的财政金融学科发展,特别是在政策问题的研究上,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地、系统地进行分析。

     就财政学科本身而言,西方国家在财政学发展方面出现了微观化的趋势,通常被人们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可以大致概括为两大方向:(1)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研究财政问题,以定量分析替代定性分析,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侧重于数学、模型分析法;(2 )研究公共产品定价问题,这个研究方向对于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现实难题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同样对现实中的财税问题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所谓网络税收方面主要有两大研究方向:(1 )随着电子商务活动的空前发展,电子交易量越来越大,对电子化交易的课税问题也日益引起财税学者和相应政府部门的关注,是否应当征税,征怎样的税,怎样征税等等,都是这方面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2 )税收征管过程本身的电子化问题,即如何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尽可能地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环节,避免不应当的税收流失等。

    此外,“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税收”也是财政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以往对国际税收的分析,大多从本国角度出发,研究的是本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税收关系的处理。而当全球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后,对国际税收的研究似乎就应当更多地从世界范围、多个国家的角度出发,更加细致地研究多边税收关系的处理与调节。由于研究角度发生了变化,所以可以想见到,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国际税收理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就金融学科的发展而言,首当其冲地应当是我国现代金融理论体系的构造问题。从金融学科发展史来看,西方现代金融理论起始于本世纪50年代初马柯维茨在直接融资大发展背景下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指的是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侧重于定量分析微观经济主体决策的微观金融理论。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的金融理论体系一般被称为传统金融理论,或古典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我国目前金融学科的主要课程“货币银行学”与西方传统金融理论比较相似,基本上研究的是宏观金融理论问题。然而,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对有中国特色的成熟的现代金融理论体系的需要日益迫切起来。一方面,及时引进西方微观金融理论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助于国内理论研究者跟上国际最新发展方向,而且对提高微观金融主体的决策水平、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意义重大。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对金融产业和金融格局有着深刻影响,这对金融管理与宏观调控的技术与方法提出了新挑战。同时,由于我国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也有必要继续关注西方宏观金融理论的新发展,并在实践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以适合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因此,符合我国需要的现代金融理论体系仍然应当由两部分组成,简单地讲,就是西方现代金融理论部分,以及宏观金融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子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一体化,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逐步向信息社会迈进,对许多依赖于信息的产业形成了重要影响。由于金融业对信息有超乎其他产业的需求,因此受到了格外深刻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现代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在业务处理、客户服务、经营决策等方面的技术环境,形成了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其结果是实现了金融的电子化与网络化。在经济网络化的背景下,传统金融理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冲击,因而,探讨与网络化趋势相适应的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而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