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文档，来自：陈雨露的博客

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货币、能源与金融框架

发布时间：2009年9月22日 20:32

一、金融危机视角下的全球治理：为什么必要？

这次金融危机过后，一切都改变了。美国在1945年曾经占据了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而如今却只占四分之一。1944年第一次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时，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其它主要币种的汇率则被固定下来并接受定期调整。这种汇率制度曾使得欧洲迅速得以重建，但历史定格在了2008年。金融危机率先从美国爆发，这不仅是战后历史的第一次，同时也将全球体系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当美国与华尔街都岌岌可危，而各大银行间的信任更是脆弱得不堪一击时，全球携手共渡危机就显得尤为迫切。因此，召开一个由世界四大主要地区（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美国、中国、印度）联合起来发起的、在未来的经济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金融货币制度首脑峰会是非常有必要的。单靠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努力，即使是扩大后的也是不够的，因为八国集团中的四个成员都属于欧盟国家。

当前，在金融危机步步紧逼的情况下，置于全球化旋涡中并在旧有国际金融体系下挣扎的国家都不得不痛定思痛。眼下危机最深刻的教训是，一旦借助重建信任机制等应急措施成功扑灭了灾情之后，各国还需寻求建立中长期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而这些努力必将推动全球治理向前迈进，并且让“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最终被纳入到中长期的议事日程之中。

进行金融、货币全球治理不应只在表象上做文章，而应该探究表象后面的真实原因。金融危机肆虐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一是伴随金融化过程的投机行为对汇率稳定产生的冲击。理查德·尼克松于1971年提出的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实行“浮动汇率”的决定，以及紧随其后80年代推出的放宽金融管制的“3D政策”，使得金融化得到迅猛发展。这种金融化给汇率投机开辟了空间，促生了越来越复杂的金融手段以帮助企业抵御交易风险。这一做法的结果是，金融化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扩张，各个主要币种之间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二是石油等核心能源在金融货币调整及经济金融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我们所有的日常活动所涉及到的生产环节几乎都会用到地下资源，因而当量吨成为一种真实货币、付款方式及计算单位时，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国家和地区将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因为他们的“输出政策”影响着整个经济活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大批亟待再次投资的石油美元快速推进了第二次金融化的发展，其结果是，货币问题再也无法脱离能源问题而单独存在了。因此，世界首脑会议需要对能源问题在金融新秩序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予以足够关注。

三是老龄化问题所导致的储蓄增加客观上需要重建公积金制度。养老保险过去一直是由孩子们来承担，要么直接通过家庭的连带责任来支付，要么间接通过“国家分配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来支付。如今，这种平衡模式已经被打破。目前退休金和公积金的总额为15万亿美元，这是金融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理论上看，这一部分资金应该进行长线投资，但金融化使得这一部分资金受到短期主义的影响过分追求短期盈利。因此，全球治理必须要按全新的规则对这部分资金进行规范，并在世界层面上建立一种公积金制度。

四是技术升级使得风险分担关系演变成了难以监控的匿名交易。当技术系统升级时，货币和金融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随着环球同业金融电讯协会在1973创立，自动化转账系统统一了全球银行体系，并且随着金融产品的相继发展，长期风险得以分化，进而推动了货币与金融的统一。至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借贷方的风险分担关系演变成无数次的匿名交易，时间和空间概念变得模糊。其中，“银行债权证券化”就是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灾难之一，正如“Kerviel综合症”所描述的：金融家活在一个虚幻的、不负责任的世界里。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外，以下两个进程也影响着现实的金融体系。一是金融体系的运行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只服务于它本身的技术手段及付酬方式，而非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美国的金融体系具有非常典型的上述特征型：在1947至1983年间，美国金融部门的盈利在企业的总利润中只占15%左右，自1983年起这一比例迅速上升至30%。由金融机构引领经济而不是由真正的财富创造企业来主导经济的运行，将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桎梏。二是在“经济民主”的名义下，股东们想要取代公司的管理层。股票证券确实给公司的自有资金带去了短期赢利，但这种赢利和现实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关联。金融盈亏在整个企业盈亏差额帐目中已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一些非金融企业内部也是如此。“优先认股权”导致了企业高层管理方与普通的被雇佣方之间的关系出现破裂。经济全球化及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打破了原来福特制的均衡状态及战后劳资双方达成的平衡，并导致工人内部出现分化。在总收入中，资本盈利收入的增长并不能解释收入增长的不平等问题，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与“市场形势”紧密相连的高收入职业阶层的出现。一种结构性改革意味着追本溯源，寻求导致这种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并且把报酬与长期的责任紧密相连。

综上所述，我们对金融危机下的全球治理进行的阐释旨在表明：未来的全球合作框架必须同时考虑货币、金融及能源三个领域。

二、货币、金融与能源体系：结构性重建

面对当前的危机，着力于对旧体系进行无关痛痒的修修补补注定会无功而返，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可持续的、有利于全球共享和稳定增长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需要各国政治家们俯瞰全局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而不是把矛盾遗留到下一个需要付出惨重代价的经济轮回。这种新机制正是我们要探索的全球治理模式。

显而易见，此次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已经反映出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连累。“特里芬难题”的现代复苏就像全球化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至始至终都在拷问国际金融制度的合理性。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目标的冲突始终难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其结果是在通胀与流动性泛滥的痛苦选择中踯躅不前。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再次将国际储备货币问题置于各种争论的漩涡之中。纠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建立能够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储备货币制度，对于处于日渐紧密的全球体系中的任何经济体而言都是重要而不容回避的问题。从改革方向来看，国际储备货币需要确保供给方面的稳定，这依赖于稳定的基准和清晰的发行规则。同时，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有超越特定国家或经济体的调节能力，并能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灵活调整。

根据上述目标，当前体建立在主权信用货币基础上的储备制度迫切需要改革，这需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虽然后来付诸实施的是怀特方案，但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在经济学界从未销声匿迹。尤其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优越性再次显现出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能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固有风险，还为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管理提供了一种可能。当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不再是单一国家的主权货币时，内外失衡难以兼顾的难题和全球经济随某一经济体被动调整的困境都将得到显著改善。而这些，正是预防未来危机的关键。

最近，来自全球最大发展经济体的中国的声音表明，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制度是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包括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赞赏和支持。建立在前述货币、金融及能源框架基础之上，我们当前所必须进行的全球治理和储备货币制度改革还需要纳入能源因素。历史上已经有过的石油危机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波动实际上已经给我们了这样一种宣示：要想稳定货币就必须从稳定能源价格做起。稳定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可供调节的能源储备，稳定因自然灾害（如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能源生产中断而引起的石油价格波动。这是平息国际能源投机活动的唯一办法，它同样可以限制主要能源生产国对能源价格的操纵活动。这样一个能源储备对于主要的农产品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这些储备还可以为把握全球经济动脉的一些跨国公司间的交易提供一种支付手段及一种新的记账单位。

由对全球经济富有责任和影响力的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盟、中国、印度等，来建立一个具有全球调节能力的能源储备库，并以此为基础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使得币值的稳定与能源价格的稳定紧密结合，这不仅有助于抑制造成全球同周期性的能源投机活动对实际生产的破坏，还能为新的货币制度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瞄。同时，这一全球框架体系还能强化与中东及俄罗斯的协调和对话机制。

过去的历史表明，用同一种货币（计账单位元及支付方式）来支付人类劳动及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的做法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用其它的成熟货币来协调的地下能源的配额。假如人们想要让经济再次腾飞，生活更加舒适，就必须鼓励人类劳动，而这需要把劳动和能源分开。因此，建立一种“向量货币”（比如电子钱包）就具备可行性。“能源”货币必须采用可协调的配额形式，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提到的增加需求的前提条件。

三、展望新体系：多边合作与协调机制

以货币、能源与金融框架为依托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意味着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将协商作为建立多边体系的一个起点。鉴于美国二战以来的历史性作用，让美国来带领其它国家和地区建立这么一个体系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较之前者，不论就协商的领域还是协商的参与者而言，都将有很大的区别。协商内容不再只限于货币领域里的均衡发展，而是整个货币、金融和能源三个领域的均衡发展。从全球治理角度出发，这一协商建立在世界各大主要地区的相互关系之上，并且以这些关系为基础建立起一个以稳定的汇率为参照的、不断更新的地区货币系统。在这些地区内部，一些地区调节机构应逐步建立起一个与当年的欧洲蛇形浮动体系类似的体系，而美国、欧盟、中国、印度有责任在这一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与七国首脑会议相反，欧盟至少是欧元区必须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为抵御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新体系需要建立一些新的规则和协调机制，并且所有人都应参与到这个规则制订过程中去。这些机制或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但至少可以限制危机造成的影响。具体的做法包括：（1）撤销逃税天堂：这些逃税天堂的存在使得我们不能看清隐藏在他们后面的许多消极影响，为了更能达到更好的效果，逃税天堂的撤销工作必须要与共同税收平台的协商过程同步进行，并且最终制定出一些世界税收规则（在这一点上，欧盟执行得较好，可以成为一种参照）。（2）建立与银行自有资金相配套的、谨慎的新规则：这一点也许起不了特别大的作用，但当银行为了化解风险而忽略了正在扩大的潜在风险的时候，这些规则至少能帮助纠正这种倾向。（3）采取某些限税政策以对抗长期风险的分化现象：为防止分化政策改变银行业的初衷，严格管理或者禁止金融衍生产品的生产是非常必要的。（4）限制利益冲突：每一次危机来临之时，人们总会去批评利益冲突带来的种种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落实限制利益冲突的措施和规则，而非在每次危机之后老调重弹。（5）日益突出的领导人刑罚责任问题：假如人们想要让社会重新建立起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就必须重新考虑金融机构行政董事局成员的责任，包括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这些董事局成员非但不对财务政策加以监督，还可能利用职位之便谋求个人私利。在安然公司丑闻之后，领导人刑罚责任问题就已经被提起过，当前的次贷危机更加突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我们构想的整个关于货币、能源与金融的国际金融新框架必须重新审视经济、金融体系的内在合理性。这些合理性不仅包括上述多边合作框架和协调机制的制定，还包括某些重要的微观细则的重新修正。这些修正旨在进一步约束金融行为主体的短期行为，增加责任感和道德感，使得金融机构的发展不至于偏离长期方向。这些修正包括：（1）金融经纪人的补偿方式：必须取消建立在交易数量基础上的补偿形式，因为这种方式只会导致交易数量的最大化并满足经纪人的个人利益。（2）金融经纪人的评估方式：对金融经纪人表现的评估绝不能只看其五年左右的业绩，因为这将导致其行为的短期化。（3）取消优先认股权：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优先认股权事实上并不利于公司工薪阶层的内部团结。（4）股票持有人的投票权：通过规定只有当持有股票达数年以上（如三年）才能享有投票权，可以让许多投机行为降温。（5）养老基金的重新规划：退休金的唯一保障是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养老基金应该用于长期投资而非短期的金融运作，这样做可以保证我们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