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文档，来自：刘晓路的博客

我们需要能够适应变化的政府

发布时间：2006年7月12日 09:23

（把时间倒回去一点，18世纪，欧洲。）

此时的英国，正陷于混乱之中。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直接推动了圈地运动的羊毛制品行业，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成千上万劳动者的稳定收入来源。织工的雇主们倾向于保护劳力的生产模式，不愿因采纳新的衣物生产方式而破坏业已形成的社会秩序。然而，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在数十年中，复杂的机械设备以及由机械产生的能量取代了灵巧的手指与强壮的手臂。针织的劳力需要因此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导致纺织工的数量减少到了令人惊讶的百分之一。面对新崛起的棉花工业的竞争，纺纱工与手织工纷纷失业。在1764到1780年之间，纺纱工的收入减少了一半有余。工人家庭面对的巨大生活压力使得童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于是在1799年，成千上万的工人暴动者袭击了工厂，焚毁那些令他们愤恨的机器。然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坚定地站在了资本家利益的一方，丝毫不理会工人要求不受市场宰割并维持其基本生活的要求。下议院颁布了处死捣毁建筑、机器者的法令，军队受命镇压工人的暴乱。以现代的标准看，这真是一个冷血的政府。

而同时代的法国，却是权力与繁荣的象征。1750年时，无论人口数量还是占世界生产量的比例，法国都比英国多出两倍以上。土地的小农所有制保证了农民社会的稳定；为了防止国内生产发生不稳定，对专利权的保障一直没有实行；维护手工业者利益的同业公会，一直享有禁止发明的充分权力；政府也以保障法国自给自足为理由，抵制廉价的进口产品。拿破仑进行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说明这样一套体制运行得颇为顺畅。

（向后拨动时针，让我们进入19世纪。）

曾经在英国造成混乱的那些因素在19世纪孕育出了丰盛的果实。1850年的英国，占世界生产量的比例是法国的两倍，单位资本产量则比法国高50%，大部分的收益集中在纺织与交通运输部门，正是此前遭到发明、投资与市场扩张影响最大的产业。蒸汽动力是法国的7倍，煤产量是法国的10倍，英国由此获得了执掌世界的力量。更为意义深远的是，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产品与燃料的价格在下降，而工资却在普遍上升。从1810年到1850年，实际收入提高了一倍。

法国由于坚持一种完美的秩序而付出了停滞不前的代价。小农所有制有着深厚的封建制度传统，阻碍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政府对自由市场将会带来的杂乱无章深感忧虑，因而对各种市场活动都加以控制。当货币资本在英国自由流动着的时候，在法国却受到国内关税和运输管制的束缚。

（回到现在）

两个世纪的对比，英法间强弱逆转的变化显然有政府的责任在内。当世界变化的时候，政府不能不顺应这种变化。但怎样才能让政府与这个世界一起变化呢，这真是个问题？

昨天结束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研讨会中，王传纶老师提出的“变化”二字最令我感到受启发。如何构建一种能够顺应变化的政府体制，这个问题几乎没人触及，尽管主张分权者的意见中包含了类似的含义，但远远没有说透。哈耶克对于法国的理性建构主义传统深恶痛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传统中有一种“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劲头在里面。所以在《自由秩序原理》的开头，他就引用了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承认无知是智慧的开始”。这在任何场合都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当前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政府体制，所以我们应该允许更多的尝试，我认为这是分权之所以重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