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 存档
前些天，一位同学给我的信中，提到大城市、大学的冷漠，让我心中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一时却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有一天，听着“水木年华”的《中学时代》，我忽然不相干的、由此想起读本科时自己和一位同窗间的一件小事。
那年轮到我们这届学生去郊区种树。能够从日复一日的课业中逃离，每个人都显出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们工作的地点，是在靠近水库的一面山坡上。像我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学生，拿锄头的样子是分外可笑的。起初的时候，不论我多么努力，都只是在坚硬的土地上留下些白印子而已，徒然震痛了自己的手臂。还没干上一个小时，手心上已经出现了大大的水泡。但我这位同学就不一样了，人家在家乡是各种农活都做过的，拿锄头挖坑就像用刀切豆腐一样，轻松自如。看到我狼狈的样子，他就主动向我传授起姿势和用力方面的窍门，果然很管用。
尽管种树的成果颇为惭愧，但水库边上令人心怡的风景还是让我感到不虚此行。每日收工回来，匆匆吃过晚饭，就独自一人跑到坝上去看黄昏落日。手上常常拿的，是刘易斯那本著名的《经济增长理论》，但其实心思并不在书上。想着二十岁已成过往，未来却是一派迷茫，难不成自己的少年英雄梦，就像这渐沉渐暗的夕阳一样了？这该是专属于那个年纪的苦恼吧。
有一晚，在我又发呆的时候，这位同学来到我身边。从我摊开的书页上，抽走了我的书签，而我刚刚才在上面写下一句话。他轻轻念道：“生命是无法承受的轻，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理想，加重它的分量”。我正在担心他要嘲笑我的“酸文”时，他果然笑了。不过看到那样的笑容，我知道不必为自己解释或辩护什么了，因为我们想的大概正是相近的东西。并肩沉默地坐着，夜晚就那样降临下来。
大学毕业之后，和这位同学也就失去了联系。然而不时就会想起当年相视一笑的一幕。一个人究竟是来自城市还是乡村，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背景不同的人彼此有些差异注定不可避免。然而，在这些差异之上，总还有些因共同度过的时光或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产生的共性，使相互理解、相互珍重成为可能。做不到忽视那些差异，这座城市或不论哪座城市，都可能是冷漠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共性上，这座校园或任何一座校园，都可能令你满心欢喜。
在小说《布法罗》中，被各自问题所困扰的大作家威尔斯和失业工人克梭相遇了，然后因一言不合而不欢而散，接下来就是一段我最喜欢的关于音乐的描述：
“（艾宁顿）挥挥手，一次，两次，而单簧管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低音的、摇曳的主题。小号用弱音附和着。吉他和贝司以一种不慌不忙的节奏弹着和弦。克梭和威尔斯都被同样地吸引住了，他们走过房间，都没有意识到对方。小号轰鸣了八个小节的独奏。单簧管跟着旋律，哀诉着。音乐充满了痛苦和渴望——但痛苦被控制。渴望还未满足，但并非不可抗拒。
通过音乐，说出了一个威尔斯没有理解、但我希望去理解的艺术真理：艺术并非不得不传递一个讯息以说出某种重要的东西；艺术并非总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有时它自己就是目的；艺术也许不能改变世界，但它却能改变世界的要素。
通过音乐，说出了克梭没有理解、但我希望去理解的生活真理：被约束的生活并非被浪费的生活；尽管梦想未被满足，心灵的平静也是可能的。
听着音乐，威尔斯感觉到平静悄悄降临到他的心灵之上。克梭也感觉到了。
因此他们等着，作好准备的，平静的，在他们继续走进各自的未来，走进我们的现在之前。走进局限和失败的世界。”
确实，在“世界”一词之前，不同的人可以加上不同的表示不满的形容词，冷漠的、不公平的，等等，它们都可能是对现实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但尽管如此，心灵的平静仍是可以达到的，特别是当我们寄希望于改变这些不满之处时，这种平静是我们首先应当具备的。在多年前相视一笑的背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旋律，随着年岁渐长，越来越清晰可闻。
新经济理论是指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中越来越得到重视的一些经济理论的统称，它们虽然针对的领域不同，但作为经济学对当今时代经济现实的新解释，它们具有不少方法论意义上的相似之处，而在这些方面，它们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观点大相径庭。具体来说，我们指的是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目前已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现实和指导相关政策实践的最具说服力的学说。借助于引入内生的技术进步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否定了旧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原则。由此得到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市场并非是完全竞争的，由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非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现象，并且它们不是偶然出现的例外现象，而是主导经济增长的关键方面。根据知识外溢性程度的不同，某些行业或企业的垄断性会表现得特别强，比如说高科技工业。它在内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活动，先来者能够以此作为阻止后来者与其竞争的屏障。将这一原理应用于国内，则意味着在全部企业中，某些企业的地位特别重要。它们所带动的技术创新，正如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一样，能够引领一国经济保持较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国家为此必须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企业，并对某些企业进行特别的扶持。由国家参与创建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制度，都应当为此服务。因此，超然的或仅在事后干预的国家并不存在，它要么在促进技术进步，要么就在妨害技术进步；要么缩小了本国和先进国家间的差距，要么就在拉大这一差距。总之，在增长问题上，政府不能够置身事外。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核心/外围结构的形成不是要素禀赋特征所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受非经济因素、路径依赖、偶然机会和积累过程所影响，这就为政府通过干预这些因素帮助本国进入核心地带提供了动机。以“路径依赖”来说（自从学术界对“发展理念”进行反思以来，路径依赖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释历史进程），根据这一逻辑，经济活动在某个地区的最初设置和集中通常只是偶然，但一旦工业建立起来或经济活动开展起来，积累的力量和反馈机制会导致经济活动在那个地区不断自我加强。这种领先地位常常使该国从规模经济中获益，形成行业垄断或寡头，并因此压制后来者。和“发展理念”的结论不同，路径依赖理论不认为每个国家都会渐次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那些善于把握住机会的国家，在建立起经济中心之后，很可能会一直处于核心的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可能始终被局限在外围。这也就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一旦一个国家确立了该国企业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其它国家的企业在竞争中就很难有机会取胜。自由贸易的结果将不是使各国的发展水平趋于接近，而是会不断拉开彼此间的差距。为此，试图赶超先进的后进国家，必须建立恰当的创新制度体系和保护性的经济政策体系，以确保本国企业在某些行业中成为核心，否则就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新贸易理论，支持政府对某些工业实行补贴和采取必要的产业政策。传统的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交易的双方应在要素禀赋或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但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芯片交换薯片”的过程中，生产芯片的一方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利益。因为高科技产品的技术特征，使得这类市场只能支持一个或几个大公司，一旦一国帮助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优势，规模收益递增、积累过程和与路径依赖相关的积极反馈都将不断增强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制造业要比服务业更有价值，计算机等高科技工业又比一般工业更有价值。对于受保护的产业，政府扶持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大量投资，通过防止性的抢先投资战略确立这些公司在国内的优势竞争地位，进而帮助本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优势。而且，计算机、半导体和信息处理等部门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其他部门企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都有益。政府因此要对这些部门的研发活动给予更多的支持。对于有益的外溢效应显著的这些部门，政府积极加以干预，使其免受自由贸易的伤害，这对于国民福利是有益的。
上述三种新经济理论，有其内在的共同方法论特征。首先，它们都强调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质。其次，它们都肯定路径依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全球市场中利益的创造和分配，使得国与国之间和产业与产业之间都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政府在其间不可能保持中立。这些观点为理解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原因和范围，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写作的过程，痛并快乐着，至于处在哪种状态中，自己完全无法掌握。写不下一个完整的段落，却又不肯心甘情愿地放手，这时的我但愿自己是个打字员，那种可以清脆敲击键盘的感觉，该是多么美好。所以我就这样做了，从书架上挑出一本散文集，用手指碰触那些熟悉的段落。而那一再出现的“狂狷不俗”四字，却令我无法释然。记得“狂狷”两个字是孔夫子解释过的，顺手便查了一查。《论语·子路》篇中写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至于秉持中庸的“仁者”，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明知做不到却还是要做，夫子是怎么想的？沉吟良久，不禁哑然，我知道自己再怎么颓唐，终究放不下手头的写作。还是回去工作吧……
给不知名的神
郑宝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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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家或赌徒也许是最幸运的一类人，因为有着执妄而单一的生存目标。再不然做个小小的布尔高亚也罢，每日在旅途上遥想黄昏时某房屋窗子里燃起来的灯光，并且为它害着相思病。先知们来到城里的时候，定会为这样的忠诚而祝福。亲爱的，我多想把日子过得狂狷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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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为生活的多彩所眩。我曾经与这个城市里的舆论领袖们有过不同形式的辩论，曾经在孟春的早晨踏着细雨到一个山腰去叩一个过气的诗人的木门，曾经用一个月的所得买了一张令我想起童年的版画。那时我多么希望把日子过得狂狷不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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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坐在一盏熄了的灯下，被一种难以言诠的寂寞包围着，被迫面对无垠的黑暗，我肺部隐隐作痛，那是尼古丁与盘桓在这座城市的空气中包含的重金属微粒的后遗。我满脑子先贤先哲的断章残篇，同时也念念不忘那些曾经为我所爱的人们的姿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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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亲爱的，我对生活仍然有着不当的幻想与憧憬。”我草拟回信的腹稿。亲爱的，我的肉体向往四月的清风与六月的晚霞、草原与海洋、犬的灵捷与天使的温柔，而我的灵魂又贪慕着异教的、形而上学的坎坷历程。“我憧憬着童年与青春，而且倾尽所有去延续它。”亲爱的，我多想把日子过得狂狷不俗啊，你可知道，我总是一面咳嗽也一面看风景，一面斟酌言行也一面思索生命。
……
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诞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采用一种可称之为发展理念（Developmental Ideas）的研究方法。它被应用得如此普遍，以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这种方法的核心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发展范式（Developmental Paradigm）”，即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在同样的变化轨迹上运动，依次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其二是“侧向看历史（Reading History Sideways）”的方法，即认为虽然每个社会都经历同样的发展范式，但发展的速度是不一样，因此在某个特定的时点，各个社会所处的社会阶段是不同的，那些处于较低阶段的社会恰是那些处于较高阶段的社会此前的历史的代表，所以使用同一时代的横截面数据，也能描述历史。这种研究方法的力量在于，它既能说明了在同一个时代的世界各国间为何存在巨大差异，又为世界本质上的统一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而在政策实践领域，它导致处于不发达地位的国家以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以推动本国加速超越当前的发展阶段，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只是在最近二十年中，国际学术界中才出现了对这种发展理念的反思与批判。这种思维定势，倾向于将世界上的各类人群、文化和社会简单地划分为若干个层级，某些社会因此被看作是比其他社会更先进（发达、现代）的，相应的，某些社会被看作是落后（不发达、传统）的，必须做出艰苦的努力，在各个方面积极向先进的国家靠拢。在现实中，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整个世界都朝由西欧国家发展出来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模式转化。这方面的实践活动，自英国的“日不落帝国”时代就已开始，中间一度被冷战的阵营划分所打断，但从冷战结束后，又混杂在全球化等思潮中，成为一种对政策制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
发展理念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有体现，尽管不同的领域会主张不同的发展阶段模式。这些模式的正确与否，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检验。但发展理念的危害性在于，它往往诱使人们不经过具体分析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譬如说，如果我们认可美国是世界上军事、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国家，那么能够产生出这种力量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就是最先进的制度，其他国家要想变得强大，也必须引入这些制度，如果引入的制度与本国原有的制度产生了冲突，就简单地认为这是为了实现进步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种推理是不符合现实的，日本的经济、社会制度，就和英美大相径庭。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已见证了盲目引入一种制度所产生的恶果，例如自1994年税改后就屡禁不止的增值税发票造假问题 。
这种思维方式与逻辑的更加可怕之处，在于它已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人们的一般常识，潜移默化地敦促人们去做那些符合“潮流”的事。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像西方人那样生活呢，恋爱、婚姻、养老、育子，这些方面的变化在中国是明显的且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然而，真的合理吗？几年前，和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席间一位半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从思想上看，我们都是美国人”。一时间，举座寂然。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