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在地球的另一端，我的黑夜，正是她的白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打开Skype，这样当她早晨上线后，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可以聊一小会儿。那段时间，在我是堕入梦乡之前，在她则是刚刚清醒之后。这种情形总是让我觉得意味深长，像两个在车站月台上相遇的人，下车和上车的瞬间，彼此擦身而过。
我们最近的话题，和Weber有关。我说起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英文版有两个相互对应的词“Communal”和“Rational”，中文版将其译成了“共同体化”和“社会化”，为什么“Rational”不译作“理性化”呢？她告诉我，Weber的原文中，这两个词的德文来源是“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前者指的是小乡村中的关系，后者指的是大社会中的关系，中文的翻译可能是依据德文原意而来，而英文则是意译了。并且她告诉我，Weber不是这一概念的创始者，Ferdinand Tonnies在1872写的那本 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中就已经在用这一对概念了。我吃了一惊，想不到她对这一问题如此熟悉，她则笑道，那是因为她恰好在前几天看过Tonnies的书的原故。这真是太巧了。
她感叹道，其实自己也很久没有认真读书了，因为写论文完全没有必要看完一本书。我安慰她说，这已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布坎南就提到过，自己除了大学时认真读过《通论》外，再没有完整读过一本书。于是我们一起怀念起从前的好时光：站在图书馆的书架前，用手指抚着书脊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个有趣的书名，就拿出来，认真地去读。那真是一种享受啊！我们一致同意，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把学者变成了所作所为以晋升和经费为准绳的官僚，以及流水线上装配文献到论文里的工人。尽管现在的研究技术更先进了，但和19世纪的那些学者们相比，后者是更加纯粹的知识分子，因而更加富有洞察力。
她很认真地说，“我们不应该做官僚”。我也很认真地说，“我们不应该做工人”。想象中，我们仿佛透过Internet，击掌定约。这让我想起六年前的我们。她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点燃一支香烟，然后突兀而又严肃地问我，“你怎么看待台湾问题？”。我也记得此后不久有一次在长安街边漫步，我没有缘由地对着夜晚的街道长啸，而她只是笑一笑，并不以为怪异。如今的她已经戒烟了，而我也很少有那种非喊出来才能发泄的愤懑。我们都已迈过了三十岁的门槛，都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成熟的期许。但在那些跨越黑夜与白天的讨论中，有某种东西一直不变：那就是相信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忠贞于自己最初的信念。我相信，只要我们仍能以此相互激励，尽管可能摇摇晃晃，尽管可能跌跌撞撞，但我们会一如既往地走在这条黑与白的分界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