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刚把最近写的一些东西送给王传纶老师看，今天中午就有了回音。王老师打电话来，把他认为可取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改进的方法等等一一道来，不知不觉地，足足讲了四十分钟。放下电话，那感觉就是——很幸福！
送给王老师看的稿子，最初成型是在三年前，当时也曾投过稿，但投出去就石沉大海般没有下文了。那时的沮丧感实在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以至于觉得干脆承认自己做了一年的无用功，放弃原来的想法是更容易的事，然而内心深处却又那么地不能甘心。在这个时候，是王老师的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继续把“转型范式”作为研究各类现实问题的出发点。说起来，尽管我对自己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怀疑，但我没有怀疑过王老师对学术研究方向的判断。
前段时间，受理论界一些争论的启发，写了一篇关于财政学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感想，一时兴起就交给了陈共老师。后来在系里聚会时，陈老师特意叫我坐到他身边，详详细细地给我讲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那时的自己，也是同样的感受。
上学期教财政学的时候，有一次无意中说起这部分内容当年是陈共老师给我们那届学生讲的，下面就是一片羡慕的低呼声。我意识到，因为和陈老师相处久了，我竟然忘记了上过陈老师的课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接着又想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学生才拿的出一些能令他感到骄傲的成果呢？对此，目前只能以一声叹息来回答。我已经拥有了让学生骄傲的老师，我也得努力成为让老师骄傲的学生才行啊！
当年上大四的时候，为了让本科生有机会接触一下平时无缘得见的教授们，学院里安排每位教授都给我们讲一堂课。课都安排在晚上，由我负责送老师们回住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第一次见到了王老师，那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一老一少一对师生，慢慢地骑车穿过夜晚空荡荡的校园和街道，我们轻声交谈着，月光把影子甩在了身后……
这一景象也是我和老先生们在一起时的感觉的体现：夜还长，路还远，老前辈们还在努力着呢，我也必须跟上。
前段日子，在课间接到杜崚峰老师的一个电话，通话结束前，杜老师说了这么一句，“晓路，你真是长大了”。放下电话，不由得地笑了起来，其情状就好像回到了多年前杜老师的《预算管理》课堂上，为自己答对了一个问题开心不已。再回到教室里，看见那群叽叽喳喳、笑闹不停的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在这座学校里待得时间实在太久了，以至于轻易就会混淆过去与现在。面对学生的时候，自然要露出为人师表的样子，但面对那些从18岁起就看着你长大的老师们，你下意识就感觉到自己仍是一个孩子。从一个孩子长成一名教师，我欠我的老师们太多了！大约就是因为这种心情的缘故吧，当杜老师要我提供一些关于郭庆旺老师的材料时，我随手就写下了这些内容：
做郭老师的学生许多年了。正式地讲，当然要从2001年拜在他门下读博士算起。非正式的，其实还要再往前算上五年，当时自己作为三年级的本科生，上过他讲授的《税收经济学》这门课。这样一数，十年就过去了。十年间，郭老师的许多言行，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如果只能挑一个词来形容他的话，我首选“真诚”二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真”是一种境界的代表。庄子笔下的“真人”，要比圣人更加难能可贵。因此形容一个人生性纯良，我们说他 “天真”；形容一个人努力勤勉，我们说他 “认真”。只不过由于现在这个时代人心浮躁，好话反说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天真”往往被理解成“不成熟”，“认真”和“死心眼”的区别也不太大。为此，许多人有意识地和这两个词拉开了距离。但在郭老师的身上，这两种品质总是不时地闪耀出一些光芒。
郭老师的“认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年郭老师指导我和另一位同学翻译《货币经济学》时，要我先译出个2000字给他看看。自恃自己的GRE考到过2200分，我并没把翻译当作什么难事。没想到郭老师退回来的稿子上，满篇全是红笔批改的痕迹，从标点符号到某个字的特定含义，几乎和我翻译出来的内容相当。从此知道经济学学术作品的翻译，非吃透经济学本身不可，因为在概念相互勾连十分紧密的理论体系里，译错一个词，就会对理解造成极大的困难。这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那本书的翻译足足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一年被我们用来边学边译，一年被他用来仔细修改。最终的定稿，和我们最初的译稿已是大相径庭了。
见识郭老师的“天真”，则属无心所得。2003年秋，我和郭老师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召开地是山东的东营市，正是黄河入海之处。因此会议结束后，会议代表们一起去参观入海口。不巧的是，那日恰逢狂风暴雨。坐满人的一辆小巴，竟被雨打得东摇西晃；伞一撑开，马上就被风吹得倒卷过去。所以虽然到了目的地，却几乎没有人有兴致下车游览。但一转眼的功夫，郭老师就不见了。我急忙下车寻找，不知这漫天风雨雷电中，他到底会做些什么。在河岸边，我看到了一个蹲着的身影。我试着喊了一声，那人一回头，可不正是郭老师嘛！他身上的衣服已经湿了，头发纠结在一处被风吹出个奇怪的造型，但脸上却是一脸的灿烂笑容，高举着一个装满河水的水瓶，冲我大喊：“嗨，这可是母亲河的水呀。”一个几小时前还在诸位领导专家面前侃侃而谈的学者，此时就在风雨中，宛如七八岁的顽童般瞪大眼睛大笑，竟使我下意识地感到，如果不抓住他的手，他真有可能把这瓶水喝下去。想想看，这种情形怎能不让人发笑。但刹那间，有一种温暖从我心中流过，令我震撼。我感叹地想到，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赤子之心”吧。敢爱敢恨，敢想敢干，一个胸怀国事、研究政策理论的学者，就该有这份“真”心才行。
郭老师的“真”，自然而然流露到他和学生的关系中。记得2003年的教师节，郭老师和我们这些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吃饭。席间郭老师告诉我们，做老师就应该做到能培养出让自己佩服的学生，这才是老师最大的骄傲。正是因为郭老师从不掩饰他对我们的期望，使我们不敢对自己有半点懈怠。我自己和郭老师在学术问题上有过争论，事后想想对老师颇为不礼貌。但后来我发现我的师弟师妹们也是如此。原来郭老师从不以学术争论为忤，学生们才敢畅所欲言。越是激烈的讨论，越是能够暴露出学术素养方面的欠缺，越是有助于我们学业的进步。老师诚心教育学生，学生坦然面对老师，若不是有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学相长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当自己成为一名教师后，我有时会发现自己在学生面前会下意识地维护自己身为教师的“尊严”，这使我对郭老师“待学生以诚”的态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至今，我依然怀念2005年元旦假期，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圆桌上，从早到晚地校订一部《公共部门经济学》情景。一盏灯，两台电脑，一位老师，两个学生，静静的打字声，以及突然爆发的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那就是郭老师教给我的为师之道。
周末，连续熬了两个晚上。早上朋友打电话来，奇怪我还能清醒地说话。
“你也是搞研究的呀，你从来没有兴奋地停不住笔的经历吗？”
“我是很理性的，我喜欢慢慢来，一步一步地展开分析。”
“哦，我跟你不一样。”
放下电话，我很高兴，自己有不是那么理性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郭庆旺老师碰到我，“课题进展得怎么样啊？”我的脑中一时间闪过正在考虑的各种问题,逻辑上的断点、未被数据证实的猜想、彼此冲突的事实……郭老师看我愣住了，于是换了个问法，“写作的时候觉得兴奋吗？”“是的。”我立刻回答道。“那就行了。”他低下头去，表示这个话题已经结束。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郭老师真是过来人啊！
确实，为什么而写是重要的，写成什么样子也是重要的，但这些都比不上写作时的兴奋感更加重要，因为这使我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就像是，尽管我不知道出生之前我是谁，尽管我不知道死去之后我是谁，尽管我知道一出生我就在走向死亡，但既然我还活着，我就不甘心静等着死亡的来临，我就要举起一只手，对这个世界说：“嗨，往这儿看，这里有我！”。就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到，但我自己知道。
在无眠的夜里，我仿佛听得到木柴燃烧时“噼啪”的爆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