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复一年，问题总在为难自己
年复一年，答案总在不断改变
如果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不能使我自己满意
……”
改革开放之初的放权让利政策，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活力。自此之后，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大量公有制经济部门的经济资源转移到了私人部门手中，为新兴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一经济资源的转移过程造就了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和腐败官员，又起到了抑制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我相信经济资源转移的过程是合理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所必需的，但我也相信地方政府的行为能够更加公平，从而缓解而不是加剧转型过程的痛苦。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把这一原理应用到当今的中国，我认为问题就出在经济资源的转移并未与政治资源的转移同步。当私人部门拥有了越来越多可供支配的经济资源的同时，私人部门也应该对再分配这些经济资源及其创造出的成果拥有相当程度的发言权。但通常能够看到的，只是私人部门中的少数人有能力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而其他人却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充其量只能靠上访或静坐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即便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所传递的内容也是含糊不清甚至扭曲的。因此我认为分权是重要的，而且不仅是财政分权就足够了，还应当有相应的政治分权。因为政府各个层级间相互关联的方式，会直接影响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如果中央政府将任免地方官员的权力更多地交给地方人大，地方官员在争取政绩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更多地考虑地方多数民众的利益了呢？不仅是短期的，而且是长期的；不仅是少数人的，更是多数人的。我倾向于这样认为，但我不能肯定。我承认自己在这个领域所知甚少，因此在学到更多之前，我不应当急于得出结论。就像我的老师们教导我的：认真的研究者，应当知道在什么地方停下自己的笔。
我带着问题来到Berkeley，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加合理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线索。我猜想在那些拥有联邦制传统的发达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中，必定有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在制度设计方面。但在阅读分权文献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财政分权并非只是中国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权的浪潮在整个世界翻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是如此，传统的单一制国家，传统的联邦制国家和历史上发生过剧烈政体转换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中国1978年以来的分权实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需要一个世界性的理由，在中国资源转移问题或许是重要的，但发达国家的情况显然不是如此。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分权实践呢？这个更具一般性的问题让我颇为迷惑。
意外的，研究世界政治的学者Modelski给了我启发。他指出了所谓的“Power Law”,即信息的传递服从S型曲线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生物学上，可以用来描述RNA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的基因变异速度，而在经济学上，可用来描述新技术在社会中的传播速度。应用生物学上测定S型曲线由快速增长期转向平台期的“转折点”所需时间的方法，有学者根据互联网的扩散速度计算出了技术在社会中由出现到转折点所需的时间大约为30年。2个30年大概是Kondratieff指出的一个经济长波周期的时间，4个30年大概是Modelski指出的一个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时间。进一步，通过将民主制度看作是一种社会技术创新，Modelski指出了世界民主化周期，大约为8个30年。1989年他所写的一篇论文指出，根据1800-1986年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口这一数据，2003年左右民主制度将扩散到世界人口的50%以上。2001年他重写了1989年的这篇论文，根据POLITYⅣ这一数据库的数据计算，2000年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口数量占到了世界人口的50%，与他十年之前的预测基本符合，稍有提前。有意思的是，研究财政分权的学者（Arzaghi and Henderson）为了度量分权程度所构建的联邦制指数使用的也是POLITY数据库，尽管这两位学者没有提到Modelski的工作，但他们却指出联邦制指数与民主指数具有0.63的相关性。这就让我联想到，财政分权如果被看作一种技术创新的话，很可能也服从S型曲线的模式，而目前（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这一模式的快速增长期。
Modelski的论文不太容易理解，但我非常敬佩他为了构建世界性周期所作的努力。学术界有种说法，马克思是最后一位整体论者。但Modelski的工作提醒人们，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变动趋势的看法，至今仍未丧失其吸引力。将分权视作一种创新性的社会技术，能够对于解释全球性的分权现象有所启示，但仍然需要一种微观机制来解释这一创新的扩散。可盈利的技术的扩散是容易理解的，Schumpeter所描述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就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新技术的扩散需要一个竞争性市场，否则旧技术的拥有者就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打压新技术；还需要信贷的支持，否则拥有新技术的企业无法迅速扩张自己的市场份额。但竞争与外部支持，都不是政府结构变动的常态，特别是在和平年代。传统理论认为分权能创造出类似于市场的地方政府间竞争，从而促使政策创新的出现，但新近的经验研究并未对此提供支持。而认为资本流动会奖励那些更能遵守财政纪律的政府，这一论断也因其前提的缺乏现实性而遭到了质疑。财政分权的结果并不一定都好，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至今仍不明确。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问题上相互冲突的经验研究，至少揭示了一件事，分权的经验不能简单地在国与国之间照搬，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未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适用于俄罗斯的，未必适用于中国。
问题，越来越多的问题。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得更多。三个月过去了，稍稍值得安慰的是，至少收获了一些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