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 存档
飞行在三万英尺之上，舷窗外是无尽的云朵，一如皑皑无语的雪原；我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有关晚清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一行行文字读过去，仿佛仍能感觉到百年前中国思想界在西方全方位冲击下的暗流汹涌。飞机浮在云上，我的心浮在历史上。
在底特律降落的时候，云层低得让人心生压抑。David到机场来接上我，然后向Ann Arbor开去。与早上从Berkeley出发到旧金山的情景类似，天是黑色的，车灯缀成的河流是彩色的。不过这一次，大城市的光华被甩在了背后，而我们的目的地在“灯火阑珊处”。
密歇根很寒冷，但Miranda准备的晚餐有足够的温暖。和他们夫妇俩坐在一起，不能不让我回想起当年以一种相当偶然的方式认识Miranda的情景。从北京的陌路相逢，到终于有机会与她在美国的家中见面，时间上跨过了六个年头，地理上越过了半个地球，身份从两个学生变成了两个老师，情感从疏远戒备发展为相知好友。这是怎样的一段旅程！
我带着我的问题而来，晚清以来中国的集权化倾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列强环伺下的应激反应？Miranda刚刚完成一篇有关汉代中央制约地方政府情况的历史学论文，她也在考虑是否能将其中的结论延展到中国此后的各个朝代，并且探讨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意义。她深知把结论推广到其他历史时期面临极大的困难，我也了解现代历史学与经济学研究间存在的方法论差异犹如鸿沟巨壑。但我仍然期待着和她即将展开的讨论。我们彼此一直以学术为志向相互期勉，但尚未以学者的身份共同合作过。或许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可供发表的结论，甚至或许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其中的不可行因素，但这绝对会是一场新的旅程的起点。
在一个处处存在界限的世界里，究竟可以旅行多远才是一个人的极限？问问题的人才会得到自己的答案。
今天和Kevin夫妇一起去买圣诞树。
在城市里虽然也有卖圣诞树的Chrismas Tree Lot，但出乎意料地，他们把我带去的地方却是山中的一面山坡。和卖树的人打过招呼，我们从山脚下拿起砍树的工具就进了山。跌跌撞撞走在有些泥泞的树丛中，半认真半开玩笑地争论哪棵树最好，小心翼翼地把合意的树“放倒”，然后忍着手上被松针刺出的痛把它扛下山……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新鲜有趣。
把树运回Kevin家后，Paula拿出三四个箱子的装饰品，包括绕树的彩灯、树顶的天使、枝头的小饰品以及墙上悬挂的花冠等等，开始布置起来。每一样饰品都有它的来历，这个雪人是Kevin的Grandma送的，那个花环是Paula的好朋友做的，这几个小天使是基督教的代表，那几个非洲小雕刻则是异教徒的象征……说说笑笑的，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下来。突然间觉得整间房屋都颤抖了一下，Paula喊着“谁撞了我们的房子”就跑了出门，Kevin则不慌不忙地打开了电脑，一查之下，果然，刚刚Berkeley附近有场3.7级的小地震。等Paula回来了，我们自然又笑了一场，天知道她怎么会想到竟会有人拿车撞房子的。
这真是闲散的一天啊，然而，认认真真地做着一些不需要认真的事，感觉也挺好。假期就该如此吧。
在重庆待了三个多月后，Kevin终于回到了Berkeley。听见他在电话里用一种新发展出的英汉混合的说话方式，开心地和我说起头一次吃“毛血旺”的经历，让我十分开心。不过更开心的人，自然是Paula。
第一次和他们夫妇见面时，我们一起到海边去散步。他说起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也就是说我们脚下几英尺以下，其实全是垃圾。而那些不时见到的从地下伸出的金属筒状物，就是释放沼气的设施。不过现在，作为一片荒地，这里成了动物们和观鸟与遛狗的人们的天下。
接着他说起，曾经有三年的时间，他每天所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放风筝。乍听之下，我的惊讶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解释起在博士学习期间他是如何因为压力太大，不仅无法继续学业，也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事。在那些日子里，两人的生活都靠Paula支撑着。作为急诊室的护士和为了多挣一些钱，她常常需要彻夜值班和加班，往往一回家就沉沉睡去，而这也就是Kevin 拿起风筝出门的时候。而当Kevin回到家中，Paula又往往已经上班去了。因此，两个人日常的交流，一般都在Paula下班驾车途中的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通话里。
我所见到的Kevin，完全不像一个经历过精神问题的人，他的开朗和真诚，令我毫无初到异国和结识陌生人的紧张感。谈起历史、文学和音乐，时有高论。而Paula身材娇小，和Kevin说起话来总带着几分调皮和捉弄的态度，也很难让我想象这样一个人，坚强地用了三年的时间，等待自己迷茫的丈夫重新振作。那个晚上和他们分手后，回味着他们的故事，我仿佛能够想象出那个一边开车一边给Kevin拨电话的Paula，她的疲倦和她的坚持，以及那个在Paula睡下后轻手轻脚拿起风筝出门的Kevin，他的痛苦和他的挣扎……那个晚上，我听着一首叫做《Speeding Cars》的歌，一遍一遍。歌手用优美的假声不断重复着：
“……
There, there, baby
It’s just text book stuff
It’s in the ABC of growing up
Now, now, darlin’
Oh don’t lose your head
'Cause none of us were angels
And you know I'll love you, yeh
It’s okay by me
It’s okay by me
It’s okay by me
It was a long time ago
……”
1、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具有深远的影响，是强调秩序与形式的古典及新古典主义的对应物。它重视个体、主观、非理性和想象力，关注天才与英雄以及一切卓尔不群的形象，把激情与内心的争斗及其升华看作是核心的主题。它不仅仅反映在艺术上，更对现实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2、德国的浪漫主义，起源于“狂飙突进”运动。在那个时代，一场王权与神权之间的战争把德国撕裂成了300多个小邦国。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就没有维护主权的力量。军事力量的丧失，进一步导致文化的沦丧。宫廷上纷纷以说法语为荣，本土的德语被看作是粗俗的语言。军事与文化的积弱，使得当时德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宁可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因为没人能够回答“什么是德国”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浪漫主义对于英雄主义的强调，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承担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塑造德国的民族性。通过搜集整理民间艺术，创作具有德国特征的音乐、文学和绘画，这批知识分子为分裂的国家提供一种统一性。此后，轰轰烈烈的统一运动借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展开，再以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彻底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无论如何，不会再有人质疑德国的民族性了。浪漫主义崇拜天才与英雄，而浪漫主义也确实创造了自己的天才与英雄。就在狂飙突进的年代里，黑格尔成长起来了，他的眼光所向，是整个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3、论述现代国家形式的文献，无法绕过“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民族-国家”是作为“帝国”的对应物所创造出来的。作为一对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现代与前现代；依靠民族自决的民主国家与依靠武力征服的专制国家；西方与东方；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上溯这一分类法的源头，我们看到的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理论。黑格尔将整个历史看作是世界精神的自我觉醒过程，这一世界精神的现实体现物就是国家，因此世界精神的自我觉醒也就体现在国家形式的变化上。黑格尔想象，世界精神在时间上的自我觉醒过程，也表现在国家形式在空间上的差异。具体来说，18世纪东方国家所采用的帝国形式（奥斯曼、莫卧儿、中国、俄罗斯）是一种落后的国家形式，而西欧国家所采用的民族-国家形式则是先进的。这一论断在以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两种差异极大的政治经济学中都有体现。斯密把经济体制的演进分成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北美土著、鞑靼人和阿拉伯人、古希腊和中国、文明的欧洲，潜在地将各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组合在一条单一的演进路线上。而马克思在指出欧洲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国家所造成的痛苦时，也指出了这些落后国家必须经历这些痛苦才能得到发展。列宁更是强调只有（民族-）国家形式才能提供超（民族-）国家形式的内在动力，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和组织方式才能提供超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和组织方式。因此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创建能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条件的政治结构。这里体现的仍是那种依照历史阶段渐次演进的逻辑。这样一种逻辑的力量之大是难以估计的，19、20世纪的欧亚历史，不论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欧洲文明，还是居于应对地位的亚洲文明，都将自己设定为这一世界历史构想中的相应角色，从而积极推动着殖民运动或是反殖民的独立运动的开展。尽管在现象上是对立的双方，在逻辑上，却是完美的统一。黑格尔对于世界历史的想象，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由无数学者共同构建的历史阶段论思想，近年来已经备受质疑。但无可否认的是，世界历史已经按照这一想象的逻辑发展了一两百年。
4、到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时，恰好遇上一位德国艺术家Anselm Kiefer的作品展。其中的浪漫主义元素，让我思索良久。他对于二战的反思，也将我的思绪引向了德国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
旁听了一个学期的公共经济学，今天结课了。简单回顾一下笔记，有两个主要的感想。
其一，是对于经验研究的强调。通常我在讲课中也会提到一些重要经验研究的结论，但Berkeley的教授不只是提及结论，而且探讨为了验证某个理论，应当如何设计经验研究的方案，如进行社会实验和观察重大改革前后的数据差异，以及在经验研究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应如何解决，如计量模型的构建中易犯那些错误和为什么有些经验研究的说服力不强。而这仅仅是本科生的课而已。从课堂效果来看，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说明他们并非没有兴趣。我从前认为这类内容太难或是太枯燥的想法，显然需要修正一下。
其二，是对于经济增长问题的忽视。从头到尾，经济增长问题都没有被提及，让我非常吃惊。对于中国来说，不论是财政支出还是收入领域的重大改革，都不可能跳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探讨。但Berkeley的教授虽然花了相当大的精力讨论美国的教育券改革、社会保险改革和税制改革，但都只提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不提经济增长问题。这是相当典型的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的公共经济学体系。这个体系的好处当然是和微观经济学的连接比较紧密，从而显得逻辑很顺。但放在中国的背景下，就很难解释一些现实问题。本科教学是应该以理解现实为导向来选择相关理论，还是应该权且把现实放在一边，专注于纯理论的介绍，然后把现实问题留给研究生阶段呢？这其中取舍的尺度真是很难把握。
总的来说，收获颇丰，这位教授组织教学体系的方式，值得多花些时间来体会；困惑自然也不少，不过换个角度说，这也是收获之一了。
十一二岁的时候，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录名言警句。那些记下来的文字，大都已经忘记。唯独有一首诗，却能一直记得。那是台湾女作家张秀亚翻译的Walter Savage Landor的“Dying Speech of an Old Philosopher”中的一段：
“我不和人争，因为没人值得我去和他争；
我爱艺术，
其次，我爱自然”
之所以能够记住它，起先是因为这首诗的前半部，口气决绝，有一种冷冰冰的金属感，用现在的话说，非常之酷，很合十几岁的人的口味。后来则是因为这首诗的后半部，将艺术置于自然之前，与我所受的唯物主义教育颇为抵触，因而激发自己去阅读一些有唯心主义色彩的书籍，从中受益匪浅。
最近看到了这首诗的另一个译本，译者是杨绛，这段话被译作：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后半部分刚好和张秀亚所翻译的意思相反。困惑之余，干脆把原文找出来看了看：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显然，杨绛是正确的，而张秀亚则是搞反了“next to”的含义。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对一首错误翻译了的诗念念不忘，这真是够讽刺的。但心底深处，我仍然认为这个错误“错得”很有几分道理。
记得当年在人大艺术团的时候，教声乐的老师有一次问到，世界上什么声音最美。我们按着自己的喜好，有人说是钢琴，有人说是小提琴。而这位老师则说，最美的声音是人声，因为那是最直接的可被我们所理解的声音。所以才会用“如泣如诉”来形容器乐演奏的极致。那个晚上，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认为自己真正懂得了为什么“艺术”会排在“自然”之前的原因。这个世界上，不论“上帝”或是“规律”或是其他超越人类之上的事物是否存在，我们的欢乐、悲伤、落寞、茫然等等情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理解。艺术不考量对错，也无须赋予一致的意义，它是关乎心灵的，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创造物，当然也应当被我们自己所最为珍爱。
张秀亚的翻译或许是错误的，但误打误撞的，帮助我确立了一种“不错”的审美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要感谢她。
（注：到美国以来，今天是第一次到San Francisco游玩，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盘桓了大半天，心满意足之余，不禁想起关于“艺术”的一些老话题，因有此文）。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奠定美国政治制度基础的著作《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之一。这本书雄辩地论述了联邦制度的种种优越性，历经时间的检验，成为后世论述联邦制和分权问题的经典文献。但令人吃惊的是，汉密尔顿本人其实是单一制国家的坚定拥护者。公开场合，出于政治原因，他不得不参与《联邦党人文集》的写作。私下里，他却把自己看作一位律师，尽管不认同当事人的所作所为，但仍尽其所能为其进行辩护。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他曾不遗余力地试图将州政府的税收与发债权力收归中央，但显然未能成功。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汉密尔顿的成就无可置疑，作为一位政治实干家，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Jonathan Rodden写了一本《汉密尔顿悖论》来说明财政分权中存在的种种风险，上述就是其书名的出处。抛开学术观点不谈，掩卷之余令人感慨的是发生在汉密尔顿身上的这出人生悲喜剧。言不由衷的写作历史留名，发自肺腑的实践却被人遗忘。这是他个人的幸还是不幸？这是人类历史的幸还是不幸？
记得中学时的政治课上，老师曾在黑板上用平行四边形法则来说明，意见不同的个人向不同方向的努力，最终所形成的合力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所谓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意思。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人能够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一时间，不禁觉得颇有些苦涩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