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具有深远的影响，是强调秩序与形式的古典及新古典主义的对应物。它重视个体、主观、非理性和想象力，关注天才与英雄以及一切卓尔不群的形象，把激情与内心的争斗及其升华看作是核心的主题。它不仅仅反映在艺术上，更对现实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2、德国的浪漫主义，起源于“狂飙突进”运动。在那个时代，一场王权与神权之间的战争把德国撕裂成了300多个小邦国。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就没有维护主权的力量。军事力量的丧失，进一步导致文化的沦丧。宫廷上纷纷以说法语为荣，本土的德语被看作是粗俗的语言。军事与文化的积弱，使得当时德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宁可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因为没人能够回答“什么是德国”这样一个问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浪漫主义对于英雄主义的强调，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承担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塑造德国的民族性。通过搜集整理民间艺术，创作具有德国特征的音乐、文学和绘画，这批知识分子为分裂的国家提供一种统一性。此后，轰轰烈烈的统一运动借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展开，再以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彻底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无论如何，不会再有人质疑德国的民族性了。浪漫主义崇拜天才与英雄，而浪漫主义也确实创造了自己的天才与英雄。就在狂飙突进的年代里，黑格尔成长起来了，他的眼光所向，是整个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3、论述现代国家形式的文献，无法绕过“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民族-国家”是作为“帝国”的对应物所创造出来的。作为一对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现代与前现代；依靠民族自决的民主国家与依靠武力征服的专制国家；西方与东方；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上溯这一分类法的源头，我们看到的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理论。黑格尔将整个历史看作是世界精神的自我觉醒过程，这一世界精神的现实体现物就是国家，因此世界精神的自我觉醒也就体现在国家形式的变化上。黑格尔想象，世界精神在时间上的自我觉醒过程，也表现在国家形式在空间上的差异。具体来说，18世纪东方国家所采用的帝国形式（奥斯曼、莫卧儿、中国、俄罗斯）是一种落后的国家形式，而西欧国家所采用的民族-国家形式则是先进的。这一论断在以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两种差异极大的政治经济学中都有体现。斯密把经济体制的演进分成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北美土著、鞑靼人和阿拉伯人、古希腊和中国、文明的欧洲，潜在地将各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组合在一条单一的演进路线上。而马克思在指出欧洲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国家所造成的痛苦时，也指出了这些落后国家必须经历这些痛苦才能得到发展。列宁更是强调只有（民族-）国家形式才能提供超（民族-）国家形式的内在动力，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和组织方式才能提供超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和组织方式。因此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创建能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条件的政治结构。这里体现的仍是那种依照历史阶段渐次演进的逻辑。这样一种逻辑的力量之大是难以估计的，19、20世纪的欧亚历史，不论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欧洲文明，还是居于应对地位的亚洲文明，都将自己设定为这一世界历史构想中的相应角色，从而积极推动着殖民运动或是反殖民的独立运动的开展。尽管在现象上是对立的双方，在逻辑上，却是完美的统一。黑格尔对于世界历史的想象，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由无数学者共同构建的历史阶段论思想，近年来已经备受质疑。但无可否认的是，世界历史已经按照这一想象的逻辑发展了一两百年。
4、到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时，恰好遇上一位德国艺术家Anselm Kiefer的作品展。其中的浪漫主义元素，让我思索良久。他对于二战的反思，也将我的思绪引向了德国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