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了近十年来的财政分权文献，得到一个不像结论的“结论”：经验检验无法证实财政分权的结果是否一定优于集权。具体到中国的分权情况，不同学者所持的观点同样迥异。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回到了提问的出发点上。也许，该换个角度看问题了。
中国的近代化，始终围绕着“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一命题而发展。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目标都一样，争执只表现在无法认同哪种方式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手段上。从晚清以来，接受了西方政治理论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唯一形式的观点。孙中山起初主张“驱除鞑虏”，并不全是一种反满的偏见在作祟。按照民族-国家的理论构想，唯有民族自决，才能产生合法的主权政府，从而享有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而清代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是一种帝国形式，即依靠武力将各个不同民族凝结在一处，因而并无一种民族自决的机制。“驱除鞑虏”实际上即是要打破帝国体制，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但此后孙中山也意识到，套用“帝国”这一西方政治术语，并不适合描述中国的情况。元代至明代，中国的版图有过大幅的缩减，但明清更替，却并未如此。因此在几百年间，中国各主要民族基本形成了统一的地域认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硬性把中国分裂成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并无可行性。因此，孙中山后来转向了“五族共和”的主张。这也是梁启超所说的从“小民族主义”（针对满清统治者）到“大民族主义”（针对西方列强）的转变。这种观念实际上类似于康有为的保持皇权的统一象征、同时实现立宪的民主改革、直接将中华帝国转变成中华民国的主张上。
回顾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从清王朝的没落到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经历的是一种日渐趋于集权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萌芽，在晚清政治家的主张即有体现。1820年，龚自珍写《西域置行省议》，要求清政府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控制。而传统上，这些地区尽管在清代版图之内，但实际上却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利。龚自珍的提议可以视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中集权化的先声。比较当前中国的民族自治区体制，显见其前瞻性。集权过程的开始，在于中国意识到来自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起初这种威胁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的贸易与军事压力上，龚自珍因此主张回避直接冲突，转而经营内陆地区，而这也就意味着要将此前自行其是的西域地区更紧密地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1888年，康有为著《上清帝第一书》，指出“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失，将及腹心；日谋高丽，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惑乱民于南以取滇粤……”。语意急迫，显然半个世纪后的情势更加危险。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已经分崩瓦解，这是所谓的“羽翼尽失”；而在版图之内的地区，也受到列强分割的威胁，这是所谓的“将及腹心”。外部威胁越大，内部向心力越强，这是集权的基本逻辑。因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壮大起来的地方武装部队，尽管后来演化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但最终没有成为分裂的因素，反而是在相互征战中被国民党与共产党部队所吸收。即使是在国共对抗中，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反对军阀割据、主张中国统一这一问题上也并无异议。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集权的趋势并未停顿，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设应被视为这一趋势的继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当然有理由批评计划经济内在的种种问题。但从集权的角度看，正是在计划经济的格局下，“全国一盘棋”的经济资源流动、交通运输建设才得以实现。因此，尽管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源于欧洲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却是晚清以来中国集权趋势发展的最终产物，是两百多年来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其渊源要早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因此讨论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应当是集权还是分权，与其放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框架下，不如放在近代中国国家形态转换的格局中更为适宜。
清晨，从窗口望出去，密歇根冬天的天空总是灰色的，低低地压在树梢上。David和Miranda送我的圣诞礼物是一本用英语写作的俄国作家的小说，而那里面有个更加寒冷的世界。俄罗斯人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幽默感，和“黑色幽默”一派的小说家一样，他们喜欢描写那些荒诞不经但又残酷的现实。区别在于，“黑色幽默”总可以让你笑过之后才觉出苦涩，而俄罗斯人的风格是，尽管你能感觉到作家的那丝幽默感，但远在笑容可以浮现在脸上之前，苦涩就已经冻结了你的表情。就像我读到的这一段：“From time to time a thing called revolution would occur, turning the slaves into bullies and vice versa ……”。
下楼的时候，木梯会发出“吱吱”的响声，一会儿Miranda就会头发乱蓬蓬的冲下楼来泡咖啡。我们坐在餐桌的两边，喝着咖啡，盯着各自眼前的电脑屏幕，阅读，写作，思考，交谈……Miranda的论文中提到了汉代中国地方政府有一种“dual dependency”的行为特征，即在对中央政府尽忠的同时，也对地方百姓负责。她使用大量证据指出，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存在一种与官员晋升相关的“声誉”机制，由于地方乡绅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员的声誉，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官员在中央政府的命令和地方百姓的福利间维持一种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使得地域广大的汉王朝仅仅依靠一千多名中央派出的地方政府官员就能实现稳定的统治。但问题是，汉代以后盛行的科举制度，大大改变了官员选拔对“声誉”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是否也发生改变了呢?直觉上，我相信2000多年来，地方政府的“dual dependency”模式并未有大的改变，因此今后需要留意寻找的，应该是在不同时代（包括现代），决定地方政府在保护地方利益、维持统治方面的发挥平衡作用的特定制度，以及证实这类制度产生作用的确切证据。
下午David和我一起去参观DIA（Detroit Institute of Art）。底特律是美国工业发展初期那个辉煌时代的象征之一，福特、凯迪拉克等大名鼎鼎的厂商，赚钱的同时也不忘给自己城市中的博物馆捐钱捐物，使得DIA拥有了很多了不起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欧洲艺术藏品，令我眼界大开。梵高、毕加索、伦勃朗的几幅作品，我从前只在书上看到过，没想到这里竟然有原作……不过，相对于现代绘画，古典的宗教主题艺术和人物肖像让我更感兴趣。
晚餐时David调制了一些Martini，顺便向我解释了许多西方饮酒的知识，如深色的葡萄酒配牛肉和猪肉，浅色的葡萄酒配鸡肉、鱼肉与蔬菜，加州的酒可以和法国酒媲美，等等。餐后，Miranda继续她的工作，David则在壁炉中放上几根木柴，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起书来。
这就是我在密歇根的一天，同时也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并不因为被印在日历的最后就显得与众不同，但幸运的是，我能够和两个朋友一同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