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Berkeley的冬季就是雨季，据说曾经有一次连续下了28天的雨。但这也只是据说而已，目前为止，雨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虽然看到了满天的云，还是不当回事的没有拿伞。结果，现在被困在一家泰国小超市里，等着，盼着，雨什么时候会停呢……
2、因为一本借不出来的书，现在过起了“泡”图书馆的生活。商学和经济学图书馆是个舒适的地方，除了没有咖啡之外，布置得和咖啡馆没什么两样。桌椅有高有低，有大有小，足够人人都舒舒服服地把自己安置好。像我一样边看书边写作的，可以在大桌子上摊开电脑和书本，如果只是看书，则可以像有些女孩那样把自己蜷缩在边角的沙发上，把书捧在胸口。看到那些能够享受书本的人总是让我觉得愉快，管他（她）是盘着腿还是翘着脚，摇头晃脑还是自顾自地发笑，我也曾那样过，我也曾那样过……
3、大学的时候读过布坎南的那本《自由、市场和国家》，但那个版本的翻译实在是莫名其妙，虽然都是中国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了。后来上研究生时看到了平乔新老师的翻译，实在是爱不释手，因为买不到了，三年里我就不断地续借再续借，让图书馆的老师颇为疑惑。因为感受过翻译质量造成的天差地别的阅读感受，我对认真的翻译者一向心存敬意，如果说布坎南的思想对我产生的影响是100的话，我要把50的功劳记在平老师身上。当我自己开始做一些翻译的时候，我也禁不住会这样想：如果有人读到这些，如果这些对他会有帮助，那该有多好，那该有多好……
4、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一个故事叫做“红发会”，大意是几个罪犯以红发会的名义把一个人骗去抄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结尾的地方颇为好笑，那个受骗的人竟然抄书上了瘾。现在我也在看一本百科全书，多少理解了那个人的感受。我在早上8点钟低下头去，抬头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然后感觉到饿了，感觉到一直坐在那里带来的腰酸背痛。因为有太多新鲜的知识出现，自己就会逼着自己去寻找相关的知识来源。还真被我发现，有个词条的作者对于美国宪法第十一修正案的理解是错误的。DANIEL W. BROMLEY，这不是那本《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的作者吗？当年我不是还拿着这本书去找陈共老师问过问题吗？偶像也是人啊……
5、雨停了，该走了，明天如果有云的话，要记得带伞……
和朋友约了去喝咖啡，见面后听她说起图书馆中有个画展，便决定先去看看。UC Berkeley主图书馆一楼的电脑查询室，已被改造成了一个临时展厅，展出的是Fernando Botero抗议美军“虐囚”事件的作品。绳索、监牢、狼狗、血迹……在画家的笔下展现出令人反胃的真实感，这也正是他的意图所在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概念艺术家能够创造隐喻，但惟有形象艺术家可以展现被掩盖起来的东西。我所做的，是将不可见化为可见。”当一个事件被浓缩成一个短语或一段话之后，人们倾向于淡忘在这些词句背后那些当事人所承受的屈辱和伤痛，而这就成了悲剧在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原因之一。人心中的兽性固然可怕，但更糟糕的是我们如此健忘，以至于无法从错误中学习。
聊着聊着，我们发现自己走到了一条并不熟悉的街上，远远离开了我们本打算去的那家咖啡馆。索性继续走下去，在美国还怕找不到咖啡喝吗？果不其然，不远处就有一家，老板娘看起来像是日本人，咖啡的味道却是出乎意料的好。
一边品着咖啡，我一边对她讲起最近在查找文献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术语“Fiscal Sociology”。既然是和财政相关的，自然生出了了解一番的念头。奇怪的是，一找起来才发现，这个概念的相关文献非常之少。原来这个词的起源为德语，“Staatswissenschaften”。1723年德皇威廉由于不满国家公务人员所受的学术训练，特意下令在大学中开设了“Cameral Science”这样一门学科，其含义就是英文中的“Public Finance”，目的在于研究如何通过政府政策来推动国家富强。99年之后，英国大学开始设立同样以研究国家财富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科，但秉承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思想，这一学科的发展将劳动分工而不是政府政策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此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为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财政学逐渐退化成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在德语学术背景中，“Staatswissenschaften”仍旧保持了一定的生命力，韦伯和熊彼特是这一派人物的突出代表，特别是熊彼特关于国家演进遵循“Domain State”到“Taxation State”的路径的理论，另辟蹊径，非常具有洞察力。不过由于韦伯在社会学中的地位远高于熊彼特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所以这一类型的研究被称为财政社会学。目前也只有在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大学中，仍旧存在这一学科。难怪我在英语文献中找不到太多的内容。仅仅是在最近几年，历史学界重新产生了考察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兴趣，并因而出现了一批从财政角度考察社会变化的英文论著。但遗憾的是，在试图进一步了解此类研究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发现Berkeley也有我想看却找不到的书。
我的朋友是个能讲4、5种语言的文学家，但她并不满足，还在问我应该如何学习中文。我真羡慕她的语言天分，如果我懂德语的话，就不必求助于英文的二手文献才能了解财政社会学的发展了。至今为止我在Berkeley见到的学者，除母语外大都掌握两种以上足够阅读文献的语言。多懂一种语言，就多了一片可以进行参照比较的领域，这种学术背景上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压倒性的。国内有人还在为过分强调英语教育而担忧，殊不知只懂一种外语，至少在学术竞争领域，已经是落后了。
回想起来，无论是画展、咖啡馆还是“财政社会学”这个名词，甚至包括我认识这位朋友的经历，都有些意料之外的成分。人在他乡，常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偶遇”，好的或是不好的，用心体会，总能让人有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