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路的博客

十年

刘晓路 — Mon, 27 Oct 2008 01:19:00 GMT

十年前毕业的一群人相聚，眉眼依旧熟悉，却有不少已叫不出名字。吃饭的时候，先是看到当年老照片中各自曾经的青春稚气，接着看到这些人纷纷为人父母，接二连三地“秀”出自己可爱的“宝贝”，不禁笑得前仰后合，一时又忆起那些故去的老师们的音容笑貌，难免唏嘘。正所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下面的这篇东西，前半部分写于10年前的某堂课上，十年后翻出来看时，心有所动，又写下了后半部分。放在这里，作为对不复的时光的一个祭奠吧。虽则看似谈情，其实无关风月。

1996：少不识愁爱上楼

秦和馨第一次见面时，都是十六岁。自那以后，秦在馨的面前总是张狂地多言多语，一反素日的沉稳。秦的朋友瞧在眼里，都知趣地躲了开去。而馨也接受了这种安排，并不回避。情人节的时候，秦给馨送花，馨就塞一块巧克力在秦的嘴里。秦到了周末总拖馨去看电影，馨就在整个放映期间递给秦各种糖果和零食。秦不知道怎么形容馨，一个爱玩爱笑的好心的漂亮的小傻丫头！好像就是这样。

日子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秦和馨一直快快乐乐的。然而人终究是要长大的，大人就有大人的问题。秦开始检讨自己的过去，不知道当初和馨在一起，究竟是爱她这个人呢，还是爱“爱”这个行为本身。十六岁那年我如果遇到另外一个人，会不会也爱上她？秦对自己有很多怀疑，这怀疑让秦在馨的面前再不能大大方方地谈“情”说“爱”。这怀疑每日里噬咬秦的心脏，渐渐腐蚀了秦和馨的关系。秦不能再忍受了，便气喘吁吁地跑去对馨说，“愿意嫁给我吗？”怀疑如果得不到解答，为什么不把它连根铲去？

馨没有如秦所想的回答一声“愿意”，却反问他结婚可不可以解决他全部的问题？秦在馨的问题下感到自己完全崩溃了。原来这么久的时间，他既没有懂得自己，也没有懂得馨。生命中最本质的问题远不是“爱”或者“不爱”可以回答的，一个大大的问号压在“人”字上面，他怎么才意识到?而馨又是另一个问号，在天真的笑声、花样繁多的零食后面，那个问问题的女生是谁？秦很痛苦地想到，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他一味追求生活里浮在面上的喜怒哀乐，却忘了问一句“为什么”。他辜负了自己的生命，也辜负了馨。后来秦就走了，远远地离开了馨。馨有时还给他写信，说自己胖了或是瘦了，而秦也相应地回信，结尾总是“一切都好，勿念”。秦知道自己再不能面对馨，除非他能消除那对生命本质上的疑虑。他常常想，这一切真如悲剧的构架一样，一个问号插进两个人之间，竟再也抹不掉了。

2006：欲说还休去又留

馨和秦在一家咖啡馆中见面。

“原来，你一直在这个城市里。我还以为，你应该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馨打量着对面的这个男人，感叹时间留下如此的痕迹。在他们十六岁的年纪，秦是多么喧嚣的一个存在啊。如今，他却端端正正地坐着，喝一杯苦苦的功夫咖啡。抿一小口，面上的表情，说不上是在皱眉，还是在微笑。

“我确实常常离开的，去四面八方各个地方。但除了这里，我从来不能在一个地点久留，就像是一面风筝，总有一个挣脱不开的圆点。你又怎么样呢？找到你要的答案了吗？”

秦的眼神里，一分是自嘲，九分是探寻，馨不由自主地想闭上眼睛，生怕泄漏了什么。然而这是秦啊，那个十六岁时就把风筝的线头交到自己手中的人，有什么理由需要瞒住他呢？她于是换作深吸一口气。“有些时候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我拟定了计划，我走上了我的路。但又有些时候，我怀疑自己错了，并且错得无法回头，无法改弦更张。我的怀疑既深且重，好像融入了骨髓，我怀疑一切成就都没有意义，我怀疑生命的本质就是虚无……。我为这种怀疑自豪，它使我感到自己不同于庸庸碌碌者；我也被这种怀疑所累，它使我感到自己的无可捉摸。有些时候，你需要一个支点，而我的怀疑不允许我倚靠任何事、物与人。我太累了……”

“我一直在你的身边，你知道吗？”秦没有移动一分一毫，馨却觉得他刚才似乎曾经走近她，轻轻抚过她的长发，用一个微笑安定了自己的不安。“在你被书本吸引，不愿入睡的那些夜晚，我常常徘徊在你的楼下；在你下定决心，开始四处奔波实现自己的愿望时，我常常跟在你的身后。我不曾提醒你我的存在，但我希望有一天，就像今天，你会推开窗，回过头，注意到我。”

秦又抿了一口咖啡，靠近一些，更深地看进馨的眼里。“让我们和解吧，不要再用你的问题推开我，我也不再提任何任性的要求。我的漂泊已经够久了，你的怀疑已经够深了，生命不是一定要这个样子的。”

秦挥一挥手，咖啡馆消失了，他们正站在喧嚣的路边，嘈杂的声浪淹没了一切言语，只有他的眼神，还是一样，一分的自嘲，九分的探寻。秦又挥一挥手，雨就下起来了，而他的手中……拿着一把容得下两个人的伞。

走前一步，凄风苦雨就在伞外了，走还是不走呢？馨闭上眼，任眼泪流了下来。怎么，就这么软弱了呢？难道，就再不能坚持了吗？

星辰与大海

刘晓路 — Thu, 17 Jul 2008 15:19:00 GMT

《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的译稿基本完成后，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本书的出版，想来应当有助于提升国内学术界对近50年来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理解。同时也有些恋恋不舍，一方面是文字上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此放手不太甘心，另一方面是翻译的过程让自己有了许多体悟，告别时不免有些感伤。

翻译是件辛苦的工作，这一点我早已了解。但翻译这部作品对我造成的影响，绝不是劳累那么简单。开始全力以赴做这件事时，我正在Berkeley进修。每天早上开始的工作，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甚至更晚。即便如此，一天的进度也不过是7页或8页，最多不过三个词条而已。我面窗而坐，眼前是电脑，偶尔抬头，看到的永远是同样的风景：窗前的一小块绿地，街道，沿街的房屋，再往后则是天空的一角。单调吗？或许。但我很少能感觉到这一点，因为在脑海中经历的，是风云变幻。

每一个词条，都在诉说一段历史：一个概念，因何而产生，因何而变化；一种现象，彼时如何认识，此时又如何看待；一位人物，在什么样的背景中成长，又怎样在学术史上涂抹自己的色彩。一两页间，往往翻过一二百年的过往。日复一日，我渐渐觉得自己的时间已经停滞了，我只是漂浮在历史的洪波巨流中的一片树叶。

几十年的繁荣不过是一句话，萧条带来的血泪苦痛也不过是一句话，惟一有意义的是对变化的阐释，是对规律的探求。个人的成功是一句话，个人的失败也是一句话，让这个人可以留名的，是他提出的观点和身后的争议。Schumpeter做政治家失败，做银行家则是灾难，但他提供了对创新、经济周期和企业家职能的最好认识；Veblen连副教授都评不上，因衣着不整而在学生中广遭诟病，但却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开山祖师；Gilman家庭不幸，丈夫和自己最好的朋友走到了一起，自己甚至抚养不了女儿，但她却是家庭经济学的开创者，通过强调传统家庭对妇女能力的束缚，为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大约正是在这段做翻译工作的时期，我喜欢上了遥望星辰。在冬日某个晴好的夜晚，到山上去，一边发着抖，一边辨识猎户座、大熊座和小熊座……仰望夜空对酸痛的颈椎当然有好处，但同时也常使我想起康德的那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亘古不变的星空，提醒我们这世界有远超于我们现今认识能力的架构与规律存在；我们有意无意遵循的道德法则，则提醒我们自己并非是唯利是图的“理性主义者”，在宇宙的大图景中，也有我们的位置存在。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我喜欢上了凝望大海。潮头浪花飞溅，拍岸涛声如雷，尽管有这些生动的景致，但大海给人的感觉总体上是安宁平稳的。在翻译过程中阅览了许多学者的人生，尽管只是惊鸿一瞥，但让我觉得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整体，都仿佛大海一样。水面惊涛骇浪，水底暗流涌动，这些全都难免，但最终的最终，冲动归于冷静，喧嚣归于平静。黑格尔把人的自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主要目的，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解放的意识不断提高的过程。换言之，不论人如何被自己的欲望所摆布，他的本质始终不变：丰富自我，探求知识。不能说人人都可以达到青史留名的地步，但我们所做的，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此情可待成追忆

刘晓路 — Sun, 19 Aug 2007 01:35:00 GMT

早上3点钟醒来，就再不能睡去了。大约身体仍是固执地认为，现在是Berkeley的中午12点。在清醒前的一瞬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能确定，自己真的是在国外生活了一年。像一场梦，遥远、恍惚、无可触及。

然后渐渐地，那些记忆浮上了心头。校园的钟楼……海滨的灯塔……在一个去图书馆的清晨，天空飘落的细雨……入夜后的山上，闪耀在头顶的猎户星座……行车途中，从眼角边晃过的风格独特的小镇……转过一面山坡，突然展现在眼前的无边无际的大海……名叫Nick’s的那家饭馆中，味道鲜美的牡蛎和浓汤……Cheese Board门外，新出炉的面包混合着咖啡的香气……

是的是的，我曾经就在那样的地方生活着。为堂而皇之走上了Carpool通道却没被警察抓住而笑过，为傍晚的云彩遮蔽了落日的美景而寂寞过，为Rockaway Beach拍岸的涛声怡然自得过，也为电影开场在即却找不到停车位而心烦意乱过。我厌恶作为观光客的感觉，匆匆来，匆匆走，留下证明自己来过的照片，就急忙奔赴下一个地点。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当能感觉到它的律动时，才可以说我真正来过。从这个意义上，我想念Berkeley，为那些因这座城市而产生的、无可用语言表述的情绪，以及那些陪在身边、和我一起走过这段岁月的人。

灯塔与岩花

刘晓路 — Tue, 01 May 2007 02:42:00 GMT

手头的事务远还未能结束，然而，在继续下去之前，有些事情想做。想去爬爬山，舒缓一下低头工作以至于酸痛的肩颈，想去看看海，注视一些比我窗外看到的更宽阔的景象。就这样，我来到了Point Reyes，一个山崖俯瞰着海浪的地方，正是所谓的“一举两得”。

Point Reyes这个地名里的Point，意指陆地延伸到海中的“尖尖”的一块地方。在加州的海岸线上，有不少以此命名的区域。这样的地形，有其两面性。条件适宜的话，自然是建立港口的首选，但如果不能设港，则成了沿海岸航行的船只的潜在威胁。而Point Reyes正是属于后者的类型。所以这里很著名的一处景点，便是建于19世纪中叶的一座起警告作用的灯塔。

去灯塔，原是想去看风景，然而不巧的恰是雾天，目力所及不过百米之遥，最多是山崖下的一小片海水而已。不过也因此让我头一次听到了雾角的声音。灯塔的作用，夜晚是灯光，雾天则是“雾角”。许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读到过一位台湾作家回忆儿时在青岛听到的雾角声。我记得他把那声音描述为“浓雾中水牛寂寞的低吼”。这倒不失为贴切。我转而想到，与灯塔文化意义上的“引路明灯”含义相比，现实中的灯塔意味着的实在是一种寂寞。这里距离最近的小镇也有20英里的山路，在今日往来尚且不易，150年前大约就要算是与世隔绝了。灯塔旁有看守人自建的收集储备雨水的设施，正是生活不便的证明。然而在一个统治海洋者统治世界的时代里，势必要求某些人的寂寞作为社会繁荣的牺牲吧，在这个意义上，同样寂寞的倒不只是灯塔看守人。

灯塔一游另一个留在我脑海中的意象，是在那石级旁光秃秃的岩石上，竟然有着色彩斑驳的植物群落。有一种橙红色的苔藓，鲜艳到会让人误以为是警告游人不要靠近的红色油漆；还有一种植物，靠着岩缝中一点点的土壤顽强地把根深深扎进岩石里，然后伸出长长的茎，开出唯一的一朵小小的花；或许是嫌开花太麻烦了，有的植物干脆把自己厚实的叶片团成一个小球，边缘是红色，中间是白色，虽然明知不是花，但瞧上去实在与花朵无异。唉，这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植物，让我想起了刚刚出版的自己的那本小册子。

我自信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但也很清楚那远不是成熟的作品（谁叫写作它的人就不够成熟呢），大约会被忽视吧，就算有人看了也会很快被遗忘吧。近来我常常这样自怨自艾地想着。但这些岩上的花提醒我，并非只有玫瑰牡丹才有开放的权力。当我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里读过各种各样的书籍，有些书我事后知道是某些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但那毕竟只是少数而已。大多数的书和它们的作者一样籍籍无名，但我尽管忘记了这些作者的名姓，却不表示我对他们不怀有敬意。无名不代表不认真。那些在今日看来或许会认为浅陋的思想，当日曾引导我进入从前不知道的领域，像路标一样指示我去阅读更多的书籍。我希望自己的书也能和它们有类似的命运，在某个清晨或是下午，某个我不知道的人，随手拿起来翻看，或许会看完，但更可能不会，不过某个想法会盘绕在他或她的脑海中，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促使他或她对某类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可以这样的话，我的写作就有了意义！

灯塔的寂寞与岩花的顽强，是我在山和海交界的地方，意料之外的收获。

交错

刘晓路 — Wed, 28 Mar 2007 17:22:00 GMT

夜晚撒网的驳船已经离岸

沉默如渔迹般隐入远方

八千里或是三十劫

才会有

下一次的归航

离去的冬季牵动北斗的方向

白昼正被夏日延展得更长

你我交错的轨迹只是一瞬

叹息

沉沉落入海洋

***马克思死于1883年，凯恩斯生于1883年，一死一生间只差了几个月。20世纪30年代后期诞生的后凯恩斯主义，一直非常努力地想将两个人的思想融合起来。读书的时候不禁会想，如果他们曾经相遇，如果他们可以有一个小时的交谈，他们会向对方说些什么呢……

学者

刘晓路 — Tue, 20 Mar 2007 01:41:00 GMT

因为手头的工作，目前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倦怠渐渐累积起来，便很难再专心一意，效率也打了折扣。今天下午，终于决心换换脑子，停工去听讲座了。吸引自己出门的，一是论题“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是自己关心的内容，二是主讲者中有两个熟悉的名字，Weingast是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North则是大名鼎鼎的诺奖获得者。手头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中，North的名字就是一个词条，能够以“活人”的身份出现在辞书的条目中，是极少有的情况。既然有机会见面，当然不想错过。

多年前读到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时，心中是不怎么信服的。特别是国家谋求税收收入最大化的这一假设，即使是以当时自己的那点经济学、历史学知识，也觉得太过牵强。如果是弗里德曼做这样的假设，以他的工具主义方法论而言，还说得过去。但North作为研究历史的专家，这种对新古典方法的简单借用，就很难理解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把North归在了“应当尊重但不必太重视”的学术类别里。

今天讲座的底稿是一篇80页的论文，但实际上三位主讲者真正在写的是一本与此同名的书。正是由于内容广大，所以仅能讨论一下纲要。North等人提出，社会中包括两大类组织。“Adherent Organizations（AO）”是自足的组织，它的成员利益相关，因而不会自我分裂。“Contractual Organization（CO）”是建立在契约上的组织，它的存在依赖于第三方对契约履行的保证，也就是说没有第三方这类组织就不能存在。一个社会中CO的比例越小，则说明构建组织的权利只能被少数人所控制，这种社会秩序叫做“Limited Access Orders（LAO）”。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大量的CO，人们可以自由构建组织，社会就会充满活力，这样的社会秩序叫做“Open Access Orders（OAO）”。而国家作为一个AO，其主要职责就是暴力活动的最小化，即在各种社会秩序中，作为第三方保证CO的运行，阻止人们以暴力违约。

North 这一想法的一个关键，在于他拒绝了社会制度有优劣之分的观点。他认为不论是LAO和OAO，都是一个社会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历史产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他不主张存在一种从LAO到OAO的必然转变，但他也承认，OAO因其活力较大，会比较富裕，因而在选择社会制度上比LAO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举例到，美国能打伊拉克，因为美国比伊拉克富裕，但美国不能把美国的OAO制度移植到伊拉克，在伊拉克LAO制度运行的最好，能够最大的控制暴力，忽视了这一点，就是造成伊拉克目前局势失控的原因。虽然未曾展开，但只言片语里显示，他对中国也有类似的观点。

这场报告让我感到，North的学术境界又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国家的“税收最大化”和“暴力最小化”假设，看起来有些相似，差别则有如天地。但这仍处在一个新学说的起始阶段，大量的概念需要界定，否则难免混淆和误解。当听众中有人指出，如何用这样的理论来看待新加坡时，North无奈地说道，“We are really unhappy with these city states……”，意为这个理论很难应用到它们身上。一时间全场笑声，但那明显不是嘲笑，显然在座的学者和学生都能理解如此宏大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具体现象时可能遇到的困难。那一刻，让我颇为感动。

讲座结束了，带着许多新鲜的想法，我离开了教室。North这位功成名就却仍不愿停止学术脚步的老人，让我从心底产生了敬意。做学问的人，学术观点有差异是必然的，有的可以赞同，有的可以反对，但作为学者的品格，那是超越所有观点的，也是一望可知的。

呀，不禁想念起国内的几位师长起来。

诗

刘晓路 — Sat, 03 Mar 2007 01:09:00 GMT

朋友给我看了一首她过去写的“商籁体”的诗，看似言情，用典用词却颇为沉重，很有些意思。想了想就把它译成了中文。为了与十四行诗的古意相适应，干脆仿了古文中的骈体，可惜终归做不到工整。朋友看了倒觉得还不错，就是和她的原作没什么关系了，像是首新诗。她接着鼓励我应该多写些诗，不论好坏。是啊，为什么不呢？十几岁时不也曾整天看着唐诗、宋词、歌德、徐志摩什么的吗？不是也有过《当代》、《十月》、《花城》期期不落的习惯？大约就是当年国内流行的所谓的“小女人文学”败坏了自己的胃口，而经济学又恰恰好在那时显露出了它的魅力。然而，这终归不是诗文之错。在经济学中，“货币政策就像一种艺术”，是常见的比喻了，很多人都说过。不过要真正懂得这句话背后的意思，还要看对于艺术这个词，能有多深的理解。写诗作文，对此也会有些帮助吧。

姑且把这首译作放在这里，虽是游戏之作，重要的是因此想到了些什么。

古之先贤，曾传我道，

忘乎所闻，惟聆心跳。

堪破思虑，再摒智巧，

甘心束手，由情自扰。

幽冥梦转，细语飘摇，

宁负无识，相与盘绕。

洪波巨塔，破雾悲号，

思君之心，无可减消。

雨夜

刘晓路 — Thu, 08 Feb 2007 08:37:00 GMT

1、Berkeley的冬季就是雨季，据说曾经有一次连续下了28天的雨。但这也只是据说而已，目前为止，雨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虽然看到了满天的云，还是不当回事的没有拿伞。结果，现在被困在一家泰国小超市里，等着，盼着，雨什么时候会停呢……

2、因为一本借不出来的书，现在过起了“泡”图书馆的生活。商学和经济学图书馆是个舒适的地方，除了没有咖啡之外，布置得和咖啡馆没什么两样。桌椅有高有低，有大有小，足够人人都舒舒服服地把自己安置好。像我一样边看书边写作的，可以在大桌子上摊开电脑和书本，如果只是看书，则可以像有些女孩那样把自己蜷缩在边角的沙发上，把书捧在胸口。看到那些能够享受书本的人总是让我觉得愉快，管他（她）是盘着腿还是翘着脚，摇头晃脑还是自顾自地发笑，我也曾那样过，我也曾那样过……

3、大学的时候读过布坎南的那本《自由、市场和国家》，但那个版本的翻译实在是莫名其妙，虽然都是中国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了。后来上研究生时看到了平乔新老师的翻译，实在是爱不释手，因为买不到了，三年里我就不断地续借再续借，让图书馆的老师颇为疑惑。因为感受过翻译质量造成的天差地别的阅读感受，我对认真的翻译者一向心存敬意，如果说布坎南的思想对我产生的影响是100的话，我要把50的功劳记在平老师身上。当我自己开始做一些翻译的时候，我也禁不住会这样想：如果有人读到这些，如果这些对他会有帮助，那该有多好，那该有多好……

4、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一个故事叫做“红发会”，大意是几个罪犯以红发会的名义把一个人骗去抄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结尾的地方颇为好笑，那个受骗的人竟然抄书上了瘾。现在我也在看一本百科全书，多少理解了那个人的感受。我在早上8点钟低下头去，抬头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然后感觉到饿了，感觉到一直坐在那里带来的腰酸背痛。因为有太多新鲜的知识出现，自己就会逼着自己去寻找相关的知识来源。还真被我发现，有个词条的作者对于美国宪法第十一修正案的理解是错误的。DANIEL W. BROMLEY，这不是那本《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的作者吗？当年我不是还拿着这本书去找陈共老师问过问题吗？偶像也是人啊……

5、雨停了，该走了，明天如果有云的话，要记得带伞……

偶遇

刘晓路 — Thu, 01 Feb 2007 08:48:00 GMT

和朋友约了去喝咖啡，见面后听她说起图书馆中有个画展，便决定先去看看。UC Berkeley主图书馆一楼的电脑查询室，已被改造成了一个临时展厅，展出的是Fernando Botero抗议美军“虐囚”事件的作品。绳索、监牢、狼狗、血迹……在画家的笔下展现出令人反胃的真实感，这也正是他的意图所在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概念艺术家能够创造隐喻，但惟有形象艺术家可以展现被掩盖起来的东西。我所做的，是将不可见化为可见。”当一个事件被浓缩成一个短语或一段话之后，人们倾向于淡忘在这些词句背后那些当事人所承受的屈辱和伤痛，而这就成了悲剧在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原因之一。人心中的兽性固然可怕，但更糟糕的是我们如此健忘，以至于无法从错误中学习。

聊着聊着，我们发现自己走到了一条并不熟悉的街上，远远离开了我们本打算去的那家咖啡馆。索性继续走下去，在美国还怕找不到咖啡喝吗？果不其然，不远处就有一家，老板娘看起来像是日本人，咖啡的味道却是出乎意料的好。

一边品着咖啡，我一边对她讲起最近在查找文献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术语“Fiscal Sociology”。既然是和财政相关的，自然生出了了解一番的念头。奇怪的是，一找起来才发现，这个概念的相关文献非常之少。原来这个词的起源为德语，“Staatswissenschaften”。1723年德皇威廉由于不满国家公务人员所受的学术训练，特意下令在大学中开设了“Cameral Science”这样一门学科，其含义就是英文中的“Public Finance”，目的在于研究如何通过政府政策来推动国家富强。99年之后，英国大学开始设立同样以研究国家财富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科，但秉承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思想，这一学科的发展将劳动分工而不是政府政策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此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为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财政学逐渐退化成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在德语学术背景中，“Staatswissenschaften”仍旧保持了一定的生命力，韦伯和熊彼特是这一派人物的突出代表，特别是熊彼特关于国家演进遵循“Domain State”到“Taxation State”的路径的理论，另辟蹊径，非常具有洞察力。不过由于韦伯在社会学中的地位远高于熊彼特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所以这一类型的研究被称为财政社会学。目前也只有在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大学中，仍旧存在这一学科。难怪我在英语文献中找不到太多的内容。仅仅是在最近几年，历史学界重新产生了考察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兴趣，并因而出现了一批从财政角度考察社会变化的英文论著。但遗憾的是，在试图进一步了解此类研究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发现Berkeley也有我想看却找不到的书。

我的朋友是个能讲4、5种语言的文学家，但她并不满足，还在问我应该如何学习中文。我真羡慕她的语言天分，如果我懂德语的话，就不必求助于英文的二手文献才能了解财政社会学的发展了。至今为止我在Berkeley见到的学者，除母语外大都掌握两种以上足够阅读文献的语言。多懂一种语言，就多了一片可以进行参照比较的领域，这种学术背景上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压倒性的。国内有人还在为过分强调英语教育而担忧，殊不知只懂一种外语，至少在学术竞争领域，已经是落后了。

回想起来，无论是画展、咖啡馆还是“财政社会学”这个名词，甚至包括我认识这位朋友的经历，都有些意料之外的成分。人在他乡，常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偶遇”，好的或是不好的，用心体会，总能让人有所领悟。

集权与分权：历史观点

刘晓路 — Mon, 01 Jan 2007 15:44:00 GMT

回顾了近十年来的财政分权文献，得到一个不像结论的“结论”：经验检验无法证实财政分权的结果是否一定优于集权。具体到中国的分权情况，不同学者所持的观点同样迥异。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回到了提问的出发点上。也许，该换个角度看问题了。

中国的近代化，始终围绕着“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一命题而发展。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目标都一样，争执只表现在无法认同哪种方式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手段上。从晚清以来，接受了西方政治理论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唯一形式的观点。孙中山起初主张“驱除鞑虏”，并不全是一种反满的偏见在作祟。按照民族-国家的理论构想，唯有民族自决，才能产生合法的主权政府，从而享有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而清代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是一种帝国形式，即依靠武力将各个不同民族凝结在一处，因而并无一种民族自决的机制。“驱除鞑虏”实际上即是要打破帝国体制，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但此后孙中山也意识到，套用“帝国”这一西方政治术语，并不适合描述中国的情况。元代至明代，中国的版图有过大幅的缩减，但明清更替，却并未如此。因此在几百年间，中国各主要民族基本形成了统一的地域认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硬性把中国分裂成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并无可行性。因此，孙中山后来转向了“五族共和”的主张。这也是梁启超所说的从“小民族主义”（针对满清统治者）到“大民族主义”（针对西方列强）的转变。这种观念实际上类似于康有为的保持皇权的统一象征、同时实现立宪的民主改革、直接将中华帝国转变成中华民国的主张上。

回顾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从清王朝的没落到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经历的是一种日渐趋于集权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萌芽，在晚清政治家的主张即有体现。1820年，龚自珍写《西域置行省议》，要求清政府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控制。而传统上，这些地区尽管在清代版图之内，但实际上却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利。龚自珍的提议可以视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中集权化的先声。比较当前中国的民族自治区体制，显见其前瞻性。集权过程的开始，在于中国意识到来自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起初这种威胁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的贸易与军事压力上，龚自珍因此主张回避直接冲突，转而经营内陆地区，而这也就意味着要将此前自行其是的西域地区更紧密地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1888年，康有为著《上清帝第一书》，指出“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失，将及腹心；日谋高丽，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惑乱民于南以取滇粤……”。语意急迫，显然半个世纪后的情势更加危险。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已经分崩瓦解，这是所谓的“羽翼尽失”；而在版图之内的地区，也受到列强分割的威胁，这是所谓的“将及腹心”。外部威胁越大，内部向心力越强，这是集权的基本逻辑。因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壮大起来的地方武装部队，尽管后来演化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但最终没有成为分裂的因素，反而是在相互征战中被国民党与共产党部队所吸收。即使是在国共对抗中，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反对军阀割据、主张中国统一这一问题上也并无异议。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集权的趋势并未停顿，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设应被视为这一趋势的继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当然有理由批评计划经济内在的种种问题。但从集权的角度看，正是在计划经济的格局下，“全国一盘棋”的经济资源流动、交通运输建设才得以实现。因此，尽管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源于欧洲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却是晚清以来中国集权趋势发展的最终产物，是两百多年来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其渊源要早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因此讨论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应当是集权还是分权，与其放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框架下，不如放在近代中国国家形态转换的格局中更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