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庆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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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 存档

 
  “人生最大的债是人情债”意思好像是说,求人就如同欠债一样,是一种负担。欠下人情一次,在心理上似乎有永远还不清的债务,甚至背一辈子的包袱。所以,人生最好别求人。据说有一次苏轼同黄庭坚、佛印等人一同游古寺,进门看到有一菩萨在手捻佛珠,口中似乎念念有词。苏轼问道:“他在干什么?”佛印道:“他在求自己”。苏轼不解,怎么求自己?佛印又道:“求谁也不如求自己。”
  只求自己不求人,这也许是佛家的自我约束,值得尊重。一般的凡夫俗子恐怕就难做到了。人类本身是一个整体的自然产物。人与人之间始终处在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帮助,不可分割的生产关系之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谁也不敢说他一辈子不求人。你生下来要靠父母,上学要靠老师,走向社会要靠社会团体,生病要靠医生,有难要靠朋友。求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离不开人的一生。
  当然,求人帮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索取。求人者对帮助过自己的人,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亦会有欠人家情义的感觉。一般会有感恩回报的理念。“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中国自古就有“知恩不报非君子”,“以德报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处世信条。这是一种公认的社会美德。中国历史上有衔草结环的美丽传说,有“滴水泉”的感人故事,颂扬的都是知恩必报,报之以德的精神风貌。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的刺客列传中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其实都是为报恩而甘愿献身的豪杰。《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哪一个不是以义为重,有恩必报的义士?感恩也是世界各民族的一种共识。美国和西欧每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为法定的“感恩节”,就是纪念1620年英国第一批102名清教徒到美洲后,在生命危难的时刻,是当地印第安人为他们接济食物,教他们生活自救技术,从而使这批移民在面临灭绝的情况下生存了下来。通过感恩节,唤起人们的良知,沟通、密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让感恩的情结荡漾在人们的心头,使每个人感到友善,让生活洒满温馨、和谐的阳光,这是一种社会文明。
  所以,如果把报恩仅仅看作是一种还债,不免是一种消极的世界观,也是一种狭隘的思想意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常看到这种现象。有人在求人办完一件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去答谢,好像时间拖得越久,身上的包袱就越重似的。而一旦“意思”了结,就真有还清债务似的轻松,有的干脆再也不提了,也不想和人家来往了。这种处世哲学,太功利化了。其实这种朋友间的友谊是不能量化的,比如有的人帮忙是给了你生命的希望;有的是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造福你全家,你用多少礼物能还得了?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在你有难时,出手相助,这是友情的表现,他们助你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得到你的报答。古人有言:“我有功于人不可念。”念之则为私心不正。“人有恩于我不可忘。”忘之则为不义,这是正人君子的交友准则。你把感恩作为还债,一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歪曲、亵渎了纯正的友谊,二是你可能从此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
  常怀感恩之心,友谊长存;和谐社会,重在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融洽,而不是利益的交换。
 
 

     《人民日报》 ( 2006-12-09 第07版 )

 

结构理性及其特点(学者论学问)
 
北京大学教授 王建国
 
 
 

   《人民日报》 ( 2006-11-27 第09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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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人类社会存在三种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对于前两种“理性”,人们相对地较为熟悉,在实际生活中也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加以运用。但是,对于第三种“理性”,人们似乎感到有些陌生。那么,什么是结构理性?它有什么特点?
  价值理性是人们用来判断事物或行为是好是坏、应该或不应该的价值体系。不同的文化,其判断好坏对错的价值标准往往会有不同。比如,中国儒家文化认为自利是坏的,西方文化则认为自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儒家文化主张与人交往应义在利先,而西方文化则主张只要自利不损人,利先于其他。工具理性是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体系,如策略、政策、程序、组织、制度、科技手段等。
  结构理性是人们在不同情况下构造价值结构的理性。比如,义的价值和利的价值一般不能单一地适用于任何情况,人有时自利、有时利人,两种价值可能同时存在于一身。那么,在何时、何地、对何人讲利或讲义,这就要用结构理性来判断。在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人们往往讲义,但在与非亲非故的人交往时人们大多就会讲利。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秉持同一价值。这就是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价值判断应该在结构理性的支配下统一起来。这就是结构理性的含义。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利己,或者在任何情况下利己和利他的程度都不变,这就是缺乏结构理性的表现。在运用工具理性方面,人们也会受到结构理性的影响。比如,取义与获利的手段体系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在何时何地、在何种价值理性的何种程度下运用何种工具理性,就是由结构理性决定的。
  为什么会出现缺乏结构理性的情况呢?这是因为一旦价值理性形成后,人们就往往将它固定下来,并倾向于将它运用于一切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常常有这样一些现象:一些专家在争论某个问题时各执一端,而忽视了其对错依赖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有的人往往认为什么好就清一色的好,而看不到它的另一面,殊不知清一色的好就没有了好。同样,一门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时常会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这表明,只有用于适当的时间、地点、条件以及人和事,价值理性才能是正确的;如果用于不适当的时间、地点、条件以及人和事,价值理性就可能出现错误。怎样使相互矛盾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在同一人或事上统一起来并得到灵活运用,就是结构理性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一个结构比重的问题,任何对单一和纯粹的追求都可能带来偏见和谬误。人们常常在面对选择的时候进退维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缺乏结构理性造成的。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需要善于运用结构理性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享受生活
     今天晚上下课回宿舍的路上,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人活着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生命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以前总认为人类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恣意”地执行自己的意志。可是到了非典的时候,我却突然感觉自己是这样怕死,人们的生命原来是这样的脆弱。一时间,无论是当官的,经商的,还是读书的,整天都把如何加强自己的体质当成首要任务。人们也从未像那时那样感觉自己的生命是如此宝贵,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我甚至有点感觉,自己以前的“透支”自己身体的举动是多么的可笑。不过,非典过去不久,人们(包括我自己)好象又忘记了自己的生命是曾经在怎样的环境里延续下来的,转而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为名为利,四处奔波。从而“忙”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不忙的人好象才不正常。仔细思考一下,其实忙已经成为我们的无奈选择,甚至是有点病态的心理。人们好象在忙碌的过程中都已经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忙”只是实现文明生活方式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而不应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生活状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象老庄那样的无为,只是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追求是多元的,其中的有些追求是要靠忙来实现,而有些追求恰恰是忙的牺牲品。
     在经济学上讲,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在既定的环境或条件约束下,实现自己的最大化效用的选择。人生在世,所决策的并不是“要不要结束自己的选择过程”,而是如何在现有的约束下,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而生命的价值恰恰体现在与周围环境的不断斗争中,更进一步地说,体现在与内在的自我的斗争过程中,而不是在我们收获了多少利益,达到了多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人们要区分成功和成就这两个概念,现实生活中人们总爱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成就是指我们获得的利益和名位,但“成功其实很简单,它只不过是平凡美德的简单重复”。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在“惨淡人生”下的不断斗争,只要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没有松懈和妥协,那么,即使没有实现人们所认为的成就,这个人也是成功的。如果遇到困难就畏首畏尾,感觉自己真的不行了,甚至逃避厌世,那么,即使你是身居高位,即使你是腰缠万贯,也是一个失败者。因此,我们要追求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像玻璃那样脆弱,而应该像水晶一样透明,太阳一样辉煌,腊梅一样坚强.既然睁开眼睛享受风的清凉,就不要埋怨风中细小的沙粒.
      也可能是我们比别人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懂得更多了,所以也就有更多的疑惑和心理上的疙瘩。因此,人们突然发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某种程度上和自己的受教育水平往往成反比。我们在这里呼唤那些人们,在忙的过程中,别走入生命的死胡同,别忘记自己生活的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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