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阅所引

     有人说:对于美国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言,其经济的核心在于金融,而金融的核心在于华尔街。此话不假。大处着眼,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到南北战争,到二十世纪初的繁荣,到二战——在几乎每一个关系到美国命运前途的大转折点上,华尔街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处着眼,尤其是今天,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消费,我们的投资都受到华尔街每一个风吹草动的影响。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楚到底是世界影响着华尔街,还是华尔街影响着这个世界。可是,350年前谁又能想到那个新阿姆斯特丹(后名纽约)边上的普通小岛竟会有今天如此耀眼的辉煌。
    纽约曾被视为罪恶的城市——美国总统杰斐逊曾称其为“人类堕落的臭水沟”,从他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周围地区的敌视,据说这种状态至今仍留有痕迹。这一恶名来自于纽约那种极度逐利的生活状态——其他殖民地一旦扎下根来,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建教堂;而纽约即使已经填满了裤袋也不愿多花一个子儿修辑一下自己唯一一处破败的三一教堂。这种生活状态也是有根源的:纽约最早的移民多来自荷兰,而荷兰不仅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爆发过“郁金香狂潮”的国度。即使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生活状态也难以让人忍受了。美国早期的总统杰斐逊充满敌意的想要摧毁这种状态,而另一个人,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汉密尔顿不主张管制,他信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希望这个市场最终自我实现理想的状态。这两种争锋相对的观点最终妥协了,纽约得以维持原来的状态,但也失去了成为美国首都的机会。不过,倒过来说,如果纽约改变原有状态成为了美国的首都,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今天这样的辉煌。
    华尔街是幸运的。一方面,他幸运于得以继承极度逐利的文化动机。我们知道,这样的文化固然让人感到可恶,却也具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和最勇敢的开拓创新精神。创新是利润的源泉,利润促使他们创新。最显著的例子是,当中国的清廷还在为如何增加小农的赋税以镇压太平天国而绞尽脑汁时,一个华尔街的小伙子为南北战争中的美国总统想到了一个法子:向人民借债。这一新招数的奇妙自不用说。此后的华尔街也正是凭着为美国政府承销政府债券一步步成长壮大起来的。我们把历史放在一个更长的阶段来看,就会发现如今资本市场里林林总总的金融手段有多少是从华尔街里走出来的:企业收购、独立审计、共同基金、风险投资、股期指数,以至五花八门的衍生工具。这些工具带来了利润,也丰富了市场。另一方面,他幸运于出现在美国。这是一个蓬勃的后起国家、一个广阔的市场、一个充满幸运的土地。南北战争第一次喂饱了华尔街,一战前后美国火热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为华尔街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二战中在安静的美国为世界战争筹款、战后新科技革命诞生了无数暴利企业的同时也给华尔街的新业务开创了新天地。一路走来,固然也有不如意之处,华尔街却终归算得上是一个幸运儿。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沉闷的、老气的国家也会出现华尔街这样的地方。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华尔街的无穷罪恶。杰斐逊总统的敌意并非毫无道理。资本家为了利润命都可以不要,而华尔街上的资本家则连能不能上天堂都不管了。欺诈、贿赂、操纵、恐吓,直到在不久前的华尔街上仍是最常见不过的了。西奥多·德莱塞在《欲望三步曲——金融家》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弗兰克勾结费城财政局长用公款投机证券,事件暴露后,另一群人又想着如何将弗兰克的证券低价收归己有;各类聪明的人物接连上演着一幕幕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的戏剧。这绝非虚构,甚至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杜尔诈骗案、利特尔案,到二十世纪后期的黄金囤积案,华尔街是伴着一次次犯罪成长起来的。出人意料的是,这么多次轰动全国、令无数人家破人亡的投机、操纵、诈骗,居然没有令这个地方遭受到勒令关闭的厄运。相反,整个市场的参与者选择的是在每一次事后制订出条条的规则套在所有人脑袋上,或者改变交易的场所、方式。与此同时,总有一批伟大的人物力挽狂澜,坚持原则,努力维持这个市场的秩序与公平。其最经典者,莫过于JP摩根了。而最令我惊讶的,则是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老肯尼迪。这位江湖经验丰富的投机老手在接受政府"招安"后,凭借自己曾经从事过的种种投机操纵行为的经验,为美国证券市场制定出了最严密、最有效的反欺诈、反操纵法规政令,让美国证券市场混乱的状况大为改观。
    危机从来不因为华尔街上行走的都是人类的精英而不敢光顾他,但每一次危机过后,华尔街都能迅速地恢复体力,甚至变得更为健康。对于一个人来说,一次危机足以把他击倒;可是对于华尔街来说,只要能站起来就没有什么。危机是令人痛苦的,所以有许多人穷尽一生寻找没有危机的经济体系,但至今还没有看见过他们之中谁成功了。“周期”或许这是一个世界的定律。既然如此,何必为周期的低谷哀叹不已?是否有比危机更重要的东西呢?

     做生意和赌博其实是一回事。

     性格才是关键。谁的情绪最稳定,谁就能纵横赌场。

     一天的胜负其实无关紧要,你有数不尽的明天可以卷土重来。

     我内心有一种求胜的动力,多年以来丝毫未曾衰减。

     如何管理一生的资本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学的技能。

     我像个孩子,每天起床就问:今天玩什么游戏呢?

     本来不想谈论这样的话题的,因为我始终认为许多政治观点纯粹就是个人意向,谈不上孰优孰劣(当然,也有的明显是垃圾。),只需要个人的坚持和相同理念者的认同即可,完全不应该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别人,而且如果本来就不同时试图的说服也是很低效率的。不过,康晓光教授的观点真的给人很多启示。自然现实是:很多人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总是忍不住讲给别人听的,即所谓分享的快乐递增效应。所以,我想,就谈他的一个看法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

     就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方式而言,康教授似乎是把推行禅让的儒家文化与推行全民普选的西方民主政治对立起来了,并且认为中国实行的“禅让”式更适合于中国。

    我想,很多人一见到这个命题就会条件反射似的说:“NO”。因为,其实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识:民主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正确的,充满了普世主义色彩,因此任何与民主对立的就是错误的,实现民主是必然的结果,问题只存在于时间。当然,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康教授的说法,我想无论用什么具体的方式、逻辑,都会得出不赞同的结论。可是,这个基础的意识是否本来就是错的呢?或者说,是否本来就是不现实的呢?

    事实是,所谓“真实的民主”本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即使在全民普选的情况下,谁又能打保票说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吗?都能说,实现的结果是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吗?都能说,全民普选就那么“纯洁”吗?那些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挑起社会、种族等等的矛盾,其卑劣行为与不普选的政界里那种明争暗斗又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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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自以为聪明的人抨击别人的无知,认为人都应该探求知晓的边界,只有猪猡才懒得去发现外在世界与自我。他们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了一种机器——从事着单一的任务(即所谓求知),从而倒更接近于最低等的动物。比如说,水蛭或者线虫。我们想不到这些生物的生存除了“活下去,繁殖后代”这样简单的任务之外,还有什么目的值得存在。许多平凡的人,默默地过着平静的生活:工作,读书,钓鱼,打球,聚会,浅浅的思考,淡淡的回忆,决不为生命的卑微而整日感慨,也不为他人的奢华而愤愤不已。这一切只为自己生活得更幸福。人追求幸福,或许这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征。

     "人类语言所做的任何定义都是不完备的,尖脑袋的人一定会钻出空子来。"所以法律也是不完备的,不能指望法律完成所有的事情。——法律条款过于宽泛,自然解读无限;法律条款过于详细,则疏漏再所难免。所以,要让这个社会有秩序地运行,还需要其他许多的规范。中国是个世俗国家,所以主要的工具就是道德。只有整个社会风气的主流是符合一个统一而又明晰的道德规范的,许多法律的空白与缺漏才可能被堵上,而不致于让邪恶横溢于世。法官与舆论应该是道德的承载体,他们在法律条文之外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但是,目前,这两者都普遍地堕落了。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目前的社会是“矛盾聚集多发的时期”了。

    今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报道,有一个争论:"北师大的董藩认为国家统计局计算目前住房空置率的办法有误;统计局的计算结果为30%以上,大大超过西方国家10%的标准(超过这个数就是空置率过高),因此房地产业过热了.但事实上,正确计算方法的结果为3%左右,所以并不过热."

    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计算方法是正确的,不过我想,且不论计算方法正确与否,西方那个10%的正常分界线就可以直接用来衡量我们的状况吗?首先,西方是发达国家,它们的房地产业已经过了快速成长期,进入了稳定的成熟期.相比之下,中国的房地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两者的成长阶段迥异.再者,西方人的消费方式和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各种购房服务体系健全,他们具有也敢于用很多方式去购房.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是通过单一的长期储蓄形式来购房.我不知道这些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空置率状况,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更不知道,那些专家是否想过或者有心去研究过这些问题.

    难道这就是"拿来主义"么?

      <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风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

   <垓下歌>:力拔山兮气概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奈若何,虞姬虞姬奈若何?----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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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秦真不愧为一代天朝,连它覆灭之际也那么波澜壮阔.而其极致之处就是楚汉之争了.在这场逐鹿中,主角是两位英雄.或许有人会说,刘邦不过是无赖;也有人会说,项羽只是匹夫.尽管个人见解有多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能掩饰前者的政治才能与后者的个人魅力.

      项羽是贵族,带着浓浓的贵族气质.鸿门宴上,他讲仁讲义,放走对手;每逢沙场,他一马当先,以扛鼎之势令敌人闻风丧胆;垓下战败,他不忍辱求生,毅然自刎于乌江畔......一切尽显男儿英雄本色,博得后人无限同情.

     然而他失败了,因为他的一切优点终究不敌致命的缺陷.他目光短浅,每下一城必屠之,"城无遗类",民心渐背;他沽名钓誉,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焚阿房,屠咸阳,弃天子之地而回僻野之乡;他气量狭窄,"坑降卒",仁义不愿施于庶人,土地不舍封与功臣,自恃战功,不取良策,臣心渐远;他心浮气躁,一遇挫折要么以敌父为要挟而又耍流氓不到家,要么只念美人良马却无求胜之心.他注定要失败,因为他的贵族气质并不能为他换来民心臣心.失人心者,失天下也.

     刘邦是个市进无赖,"好酒及色",无勇无谋.一生之中,未亲身打下一座城池,未本人出一条良策,唯有口头禅:"为之奈何?"刘邦不仅无勇无谋,在许多人看来更是心狠手辣而无耻:数次逃难,为求速快,竟推妻子儿女下车而不顾其死活;一旦疑人,必杀之,不论冤曲与否.

      尽管他向来为"正人君子"所鄙视,但他终究取得了胜利.他无勇无谋,但却敢于纳言,不拘一格用人才:不论是否曾为仇敌,是否听之逆耳,闻之有理,必信之从之;他无耻,然而气量大度,年青时便敢不顾个人安危私放罪犯,起事后不吝土地,下臣有功必封之;他心狠手辣,但不滥杀,所杀者必是可能危其政权者,且数量有限,民众皆感念其仁慈;而且,他志向远大,进关之后,不杀子婴,约法三章,不受犒赏,不居秦宫,尽得人心.刘邦的个人品德和个人能力虽然有一些问题,但不足以撼动他的作为政治家的突出才干.刘邦的成功,用韩信的话来说,大意就是他是统帅之才,而项羽不过是战士之才罢了.

      我更喜欢刘邦,这种喜欢不是出自于崇拜,而是出自"各司其职"的信念.刘项二人的职责都应该是成为政治家,而不是诗人或者武士.刘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事情,而项却尽做自己不该做的事情.刘可以打上八十分,而项只能是不及格了.如果不及格的人真的赢得了天下,那真是天下之祸.可以设想,如果当初项夺得了天下,他在当世人心目中的形像恐怕早已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沦落到或一个暴君,或者一个昏君的地位.  (听"百家讲坛"易中天论汉代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