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的概念被用来简单地划分一国或地区不同区域间的经济组织形式，两者都是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复合体。经济活动毫无疑问在二者中都存在，但二者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参与主体、活跃程度等方面却存在诸多差异。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为人们研究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等诸多经济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概念和良好的切入视角。

中国毫无疑问是城乡二元结构极为显著的国家。近些年来，“统筹城乡发展”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国家希望用统筹城乡的理念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即倡导“以城带乡，以工辅农”。应当说，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就业和增收渠道得到拓展，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在不断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在逐渐完善。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剔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0.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似乎城乡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其他方面却在渐行渐远，这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城乡居民之间分工的固化、城乡价值信仰的迷失等诸多领域。我们不妨称其为“隐性的城乡二元结构”。

第一、优质的教育资源由乡村流向城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公平是城乡居民起点公平中最重要和最本质的要求。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乡村优秀的教师向城市的流动，乡村的优秀教师被城市的高工资、良好的声誉以及较好的城市生活所吸引着，而且这一流动也被某些机制所确定下来。据笔者在乡村的观察，如果乡村中有教师获得国家级、省级或市级等教学名师的荣誉，则极易被城市中的学校挖走。学校之间激烈的竞争不仅在于抢夺优秀的师资队伍，而且还在于抢夺优质的学生，几乎所有中学都为自己学校的学生考入名校而倍感光荣，由此学校的领导也会被发放奖金或提拔重用。在这一争夺战中，乡村的学校几乎无还手之力。在教育的存量资源方面，城市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要大大优于乡村；而在增量方面，很多优秀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依然将城市作为首选。虽然国家每年派遣大量的优秀教师去乡村支教，但是这一措施对改善乡村教育水平的作用是有限的。在现在的高考中，乡村学生已经很难在与城市学生的竞争中获胜，农村中能够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是越来越少。

事实上，与教育类似的还有医疗。虽然现在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初步解决了农村居民看病贵的问题，但乡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医疗队伍的人员素质与城市差距仍在日益扩大。

第二、城乡居民之间分工的不平等地固化。在城乡之间的经济互动中，乡村中的农业生产原材料，而后大部分由城市中的工业进行加工并制成工业品。这一经济功能的分工是由工业运行的代谢机制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分工是通过价格信号和自由交换来完成和调节，因而是公平的。然而，一旦农村的劳动力被吸纳到工业部门，在伪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分工产生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源于户籍制度、教育不公等诸多因素；而且，这一分工有固化的倾向。这种不平等的分工集中表现在在城市中的工业和服务业系统中，农村居民主要从事低级的一线工作，而城市居民则从事相对高级的管理工作，并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薪酬差异。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户籍制度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与前文所述的教育不公有关；这里的教育不公，既有基础教育的不公，也有就业后继续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的不公。这里固化的倾向是指在农村的劳动力被转移至城市工业系统中后，很难从一线的员工跃升为企业组织的中高层管理者。而这些管理者主要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以及农村居民（事实上，此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居民的户籍已是城市户籍）。

在这一固化的倾向中，农村巨大的劳动力数量成为了一个重要诱因。由于土地的耕作面积相对固定，农村劳动力的增加使得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不断下降，大量的富裕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以寻求更高的要素报酬，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打工族”。打工这一出路的产生对中国农村产生了深远影响。城市始终是农村人的向往。打工这条出路正好满足了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的需求。虽然城市并没有提供给打工者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但是打工一族仍然可以享受繁华的城市生活，他们中的佼佼者甚至有能力在城市中定居。在打工出现以前，农村人想要进入城市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就像以前的秀才一样，通过努力考取功名而融入城市；在当代表现为考入大中专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将户籍由农村迁往城市，进而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然而，打工出现以后，却形成了另一条通向城市之路，而且这一条道路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我们不妨将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融入城市的渠道称为“高端渠道”，将通过打工融入城市的渠道称为“低端渠道”。显然，这两条渠道并行不悖，只能二选其一。相比较而言，高端渠道成本大、速度慢，而且融入城市的对接程度和稳定性高，而低端渠道则相反。由于低端渠道的巨大诱惑，许多本来能够通过高端渠道进入城市的居民纷纷选择了低端渠道的“坦途”。这突出表现在中国乡村初中辍学人数增加和辍学率的上升，“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那些通过低端渠道进入城市的居民只能被“稳定地”固化在低端的工作岗位上，从而“非稳定地”融入城市，由此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居民不平等分工的固化趋势。

第三、城市与乡村价值信仰的迷失。现在的国人被认为没有信仰，笔者以为，在当代中国，出现了乡村价值信仰的“空洞化”和城市价值信仰的“多元化”。传统的中国乡村在费孝通的“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下运行，依靠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调节和化解冲突。然而，当今的中国乡村受到了现代商品经济理念的强烈冲击，这一冲击在物质上表现为各种现代的甚至是高科技的商品以及鱼龙混杂的文化娱乐产品，在精神上表现为在外打工的人们在回到乡村时将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城市中的某些价值观念带入农村。虽然打工的人们在城乡间做着钟摆式的运动，但是他们带给乡村价值信仰的冲突却是不容忽视的。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似乎无法全面驾驭已融入市场经济的乡村，而各种城市和国外的价值理念涌入乡村，其中任何一种价值信仰又未能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乡村价值信仰的空洞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依然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但是城市的改革却是更为彻底，也更为开放。在城市各种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以及国家所采取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措施下，城市中的财富迅速积累，外来的各种事物也充斥着城市。市场经济是自由的经济，也是弱肉强食的经济，这促使了城市中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成王败寇观念的形成；他们崇尚成功而不同情弱者，关心自己而较少顾及他人。此外，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物质至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这种态度在“富二代”那里体现地最为明显。因此，城市中的价值信仰是多元化的，这也是隐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内容。

现在官方总是热衷于谈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有利于缩小显性的城乡二元差距。然而，即使农民居民纯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就意味着城乡“统筹发展”了吗？上述的分析表明，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恰恰在于缩小或消除“隐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这注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如果将我国封建时期的城乡关系也能被定义为现代意义上的二元结构的话，那么只有持续不断的、长期的、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从而形成“千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