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的博客
老同志也赶赶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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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2007年6月10日18:42分,我们敬爱的杜崚峰教授不幸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她的学生和近二十年的同事,我感到万分的悲痛。杜老师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退休后仍在学校担任教学督导员的工作。这次她从生病到离开我们,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这使我们感到非常的突然和不可接受。她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1984年来人大财政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接受过杜老师的教诲。那时杜老师主讲《财政管理体制》和《中国税制》等课程,她对中国财政税收制度了解的透彻程度以及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留校任教,和杜老师在一个教研室工作,当时她作为教研室的领导,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予我了很大的帮助,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杜老师品德高尚,为人耿直,坚持真理,敬业爱生,是我们财金学院上上下下公认的一位好老师。这些年,虽然她老人家不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了,但仍然关心着我们财政金融学院的发展,关心着我们财政系的工作。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她老人家还经常访问我的博客。去年12月我在博客上连续写了三篇关于教改的随笔,杜老师在上面一一留言,发表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并与我商榷。她老人家说:“教改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要有总体规划,还要思想先行,避免形式主义,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才不至于走过场”;“用不用PPT,对提高教学质量来说是次要的,最根本的是教师的学识、品德、师风和教艺”;双语教学“也要因‘课程’而异,因‘人’(指教师、学生的外语水平)而异,任何‘作秀’,都应该拚弃”。这些观点,不仅反映出杜老师对当今高校教改的看法,更折射出她老人家崇高的思想品德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杜老师走了,永远离开了她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她辛苦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大校园,离开了她的亲人、同事和学生。但她老人家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杜老师,您一路走好!


拼搏之路在脚下
——就学生发展方向问题对财政系主任朱青老师的访谈记录
                  采写  04财政班  李楠   
两年前,我们怀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选择了学术氛围浓厚的财政金融学院。作为新生的我们,一入学就有幸聆听了朱青老师详细的专业指导,并从中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如今,两年前老师的话还萦绕在耳畔,面临未来人生选择的我们,心中又有了新的疑问。笔者针对同学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采访了朱青老师。

 
问:朱老师,我们已经到了大三上学期,从这学期一开学起,我们班的一部分同学就进入一种比较焦虑的状态,对自己今后的道路选择感到迷茫,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答:大学生明确个人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就像我两年前说的,每个人一入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概括地说,大学本科生毕业后的出路无非有三个,即读研、找工作和出国留学。而从长远来看,同学们今后就业只有两条路,要么从事理论研究(包括教学),要么从事实际工作。不过,有些同学所立的志向与最后的现实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比如:你想作公务员,可是公务员考试没有通过;你想出国留学,可是TOEFL或GRE成绩不够高,拿不到奖学金;等等。但无论如何,学生入学后不能没有一个奋斗的方向。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在一定的时间内你不可能什么都学,什么都考,什么事情都做。只有奋斗的目标明确了,你才能在某个方面专心学习,潜心研究,这样你的知识结构才能适应你所要达到的目标,你今后的发展道路才可能更加平坦。
 
问:想做纯理论研究的同学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同学还是要选择从事实务工作的,能请朱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财金学院财政专业真实的就业状况吗?您对我们找工作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
答:过去,年轻人进了大学,特别是像人大这样的名牌大学,就像进入了“保险箱”,根本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但近几年,由于扩招等原因,就业形势逐渐严峻起来。这不仅是我们财政专业面临的问题,其他专业的学生甚至包括金融专业也面临这个问题。但相对来说,我们财金学院的学生就业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这几年,保研和考研的同学越来越多,就我们专业来说,每年各种保研的学生大概要占班里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另外每年还能有四到六个同学考上本专业或外校的研究生。但是应当看到,研究生毕业后最终还是要走向社会的,两年后他们还有一个找工作的问题。这几年出国的同学年年有,但人数不是很多,大多数同学毕业后还是去找工作了。
毕业后找工作的同学多数都去了企业,进政府机关的不是很多。这种情况一是跟考公务员有关,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通过公务员的考试,在这个领域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二是跟机关、事业单位控制人员编制也有关。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我们的学生一般都没有很强的就业偏好,常常是跟着机会走,漫天撒网,四处投简历,“有枣没枣都打一杆子”,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情况。政府方面,过去人民大学向政府部门输送了大量的优秀学生,但现在由于公务员考试和公务员名额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再向政府机关大批输送学生了,因此同学们要想进国家机关就业,就必须增强公务员考试的应试能力。只有在公务员考试中成绩名列前茅(用人单位一般按报考岗位录取人数的3到5倍确定面试人数,并根据公务员考试的分数由高到低拟定面试名单),你们才能有机会进入面试并最终被录取。企业方面,国内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尤其是“四大”)、中外企业的财务部门以及大大小小的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都对我们财政税务专业的学生有一定的需求。例如:“四大”这几年在中国的业务扩张速度很快,因而需要大量进人,“四大”的税务部对我们财税专业的学生特别感兴趣(当然他们对学生的外语水平也有较高的要求),审计部也很欢迎我们财税专业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们的学生也学习了大量的财会知识)。近些年,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很多,目前开业的已达30多万家,由于税务部门加强了反避税的力度,所以外企财务部门中的税务部也纷纷招兵买马,从事一些与转让定价管理相关的工作。此外,目前越来越多的银行在财务部底下设立税务部,从事银行的纳税事宜,他们也需要招收财税专业的学生。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我们专业毕业生的最大“买家”。而且我一直鼓励学生去“四大” 就业,夸张地说,“倒贴钱”你都应当去。首先是因为很多大公司或外企的财税部门要求求职者有在“四大”的工作经历,“四大”可以给学生的职业规划架设更高的平台;其次是因为“四大”的确很锻炼人,那里的活多得干不完,虽然人很辛苦(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但你确实从中可以学到“手艺”,在这样的“训练营”里磨练上几年,有了真才实学,你还愁没有人挖你?
很多财政专业的同学担心“财政”的面窄,其实目前很多用人单位在挑选求职者时都不是很看重专业的,主要还是看你的素质和能力。很典型的例子,“四大”在招人时连外语专业的学生都要,他们的逻辑是:只要你外语好,能够和同事们进行沟通,进来了以后专业知识很快就可以在工作中学会,用不了多久就可以适应本职工作。所以,我们财税专业的学生,只要素质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适应能力,今后的就业面就一定会很宽。我几年前当过研究生的班主任,当时管三个专业班,财政、金融和国际金融,结果财政班的同学有的进了银行系统,而金融专业的学生有的反而没能进银行工作。这就说明专业和能力相比,能力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财税专业的学生如果想去金融系统就业,那么你面对的考试内容肯是以金融知识为主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同学在学好财税知识的同时,挤时间积极地自学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否则你就可能通不过第一关的笔试,从而丧失面试的机会。实际上,我们财政系在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上也安排了很多财会、金融方面的课程,你们与金融专业的学生只有几门课程是不同的。如果你今后想到银行去工作,就一定要把这几门课程补上。
 
问:我们很想能让自己为将来做好准备,那么,在现今激烈的竞争形势下,学生具体应该如何提高自身的能力,从而走向成功呢?
答:刚上大学,同学们很可能会觉得大学比高中轻松一些,可是进入大三以后,大家就会因为各方面的影响而感到对未来的恐惧。一般的规律是:大一第一学期学生处在校园适应期、高考压力释放期;而到了大一第二学期,释放期还在继续,但新鲜感开始逐渐消失,很多学生会感到无所事事;到了大二之后,大家逐渐开始给自己加压,也开始彷徨;而到大四后,同学们就完全处于高压之下了。我的看法是,人的确需要适当放松,但也要能够迅速调整自己;你越早给自己加压,今后你的学习以及找工作就越主动,你给自己制定的目标也就越容易实现。
一个人提高自身能力的培养,途径是多方面的。过去人们把本科阶段作为培养什么什么领域“高级管理人才”的摇篮,但随着硕士、博士学历的“泛滥”,本科生的学习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专业扫盲”。不过,目前在我国,真正能扎扎实实地学点东西的还是在本科阶段。本科阶段的学习毕竟时间较长,而且本科阶段的教育遵循的是“宽口径、厚基础”,这个阶段的学习对专业知识虽不够深入,但有些知识在以后的学历教育中可能不会再涉及到,所以同学们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把基础知识打牢。
大学的学习模式不同于中学,同学们要想提高自身的素质,在有限的时间里磨练自己,在方方面面都不能放松。无论这些方面是本职的专业学习还是像“注会”考试等那些“额外”的学习,无论是教学计划内安排的课程还是同学们自选的就业必修课程,大家都要有所兼顾才行。我主张同学们去“考证”,就是要同学们通过有份量的证书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作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我一直认为,“考证”和学好英语,实际上是同学们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能够寻求到一些高端就业岗位的重要手段,要知道这些高端就业岗位往往是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竞争一个的呀!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没有一定的“闪光点”,没有一些“资质证明”,怎么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呢?美国的大学生在找工作面试时,面试官经常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在这么多竞争者中,我们单位为什么非要录取你不行?”这个问题如果是问你,你怎么回答?

 
问:对于财政学专业想出国深造的同学,朱老师觉得有些什么建议给这些同学呢?出国留学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
答:对于出国留学,我认为大家应该根据自己具体情况,比如说家庭的经济状况、今后的就业定位等,综合考虑后再作出自己的选择。毕竟申请出国留学要花很大的成本和代价,是一条“不归路”。但如果你外语很好,TOEFL和GRE的考分很高,并有吃苦的准备,我还是主张这些同学应当争取出国留学,因为你一旦拿到国外名牌大学的文凭,今后就业的起点就会很高。对于出国留学,如果你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主张还是去美国、加拿大或英国的好学校。作为我们财税专业的学生,出国一般是读经济学或公共管理,因为你在国内学的课程主要与这两个学科有关。当然你出国后也可能有机会转专业,比如转到商科或统计专业,但这需要经过一定的考试。有的同学“托福”、GRE等成绩不是很高,所以能申请到美国好的大学的机会不是很大,这时你可以先申请一个美国的二流大学去读,一两年后再往好的大学转。美国的名牌大学一般也愿意接收从英、美的其他大学转来的中国学生,因为这些同学已在国外学习了一段时间,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都有了一定的长进,这样听课和当TA都比较容易。
 
问:对于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他们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在我国,科研机构对于研究型人才的要求,一是博士文凭,二是要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果你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后希望搞研究,或到高校教书,就一定要多看英文原著,多看高水平的论文,多写一些论文发表,不断加深自己的学术积淀。要写好论文不单是要有好的文笔,更重要的是要有广泛和深入的专业知识。如果不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加强学习,你的这些知识从何而来?你的理论水平怎么会提高?
 
问:大三的专业课程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去学习,这与我们准备各种语言和技能考试会产生矛盾,我们该如何分配好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呢?我们应该如何在现行的课程设置下学习更多更实用的知识呢?
答:这只能靠“挤”了。很多考试,像CPA、ACCA等,并没有纳入你们的教学计划,所以就需要你们把自己的休息时间或娱乐时间让出来。其实,每个学期的计划内学习并不是紧张得“无缝可钻”,大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很多的,通过合理安排时间是可以做到学习和“考证”二者兼顾的。你们有很多师哥师姐已经做到了既不耽误学习,又能在各种“考证”中取得好的成绩,这表明他们处理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不是坐等来的,而是靠扎实和认真地学来的。我想特别强调一些课程的重要性。比如:“二计”——统计(延伸包括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建模方法等)和会计(延伸包括财务会计和审计等),这些都是我们财金类的“饭碗课”和“工具课”,它们在你们将来的工作实践中都非常有用。又比如“二文”——中文和英文,其听、说、读、写水平的高低都直接关系到同学们今后实际工作的能力。当然重要的课程还不止这些,这里只是举例。像这些十分重要的课程,同学们在大学阶段一定要学好!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朱青老师说:“我在学习精神方面对于你们的期望,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那就‘拼’;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那就是‘玩命’”。是的,我们只有具有拼搏的精神,玩命地学习,才能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

      眼下,“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因而也成为社会上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我过去一直搞养老保障的研究,对医疗卫生这块不是很熟,故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过,既然它是个热点问题,所以我也想对其谈谈自己的看法,就算凑个热闹吧。
     “ 看病难”主要是指人们缺医少药,看病派不上队,住院没有病床。其实难是相对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想去好医院就诊,找名医看病,而这种高品质的医疗资源在任何国家都是相对稀缺的。我去年去了趟美国,那里的人跟我说在美国看病也有一定的难处,因为除了急诊以外美国人一般的门诊都要事先跟医生预约,有时也要等较长的时间。
        我们国家的看病难主要发生在农村和小城镇。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国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但经济改革后这个制度在许多地区已不复存在了。现在乡镇卫生院很多是惨淡经营,大夫很多不是科班出身,业务水平比较低,他们解决点头疼脑热的小病还可以,可一旦农民患上了大病或疑难杂症,乡镇卫生院就无能为力了。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很少愿意到乡镇卫生院作大夫,基层政府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也不足,这些都导致乡镇卫生院的软硬件水平均不如城里的医院。
      “看病贵”是指相对于人们的收入而言到医院治病的费用过高,很多人难以承受。现在别说大病,一般的感冒发烧去趟医院一般也要一、两百元,这对于低收入的工薪阶层、退休职工以及农民来说就比较贵了。
      那么,导致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来说看病难等问题。
      第一,中国的人口规模比较大,而医院和医生的数量与人口发展不相对应,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近几年国家对医院的投入尽管有所增加,但相对于人口的数量来说,它仍显得有些不足。
      第二,过去政府对医院的投入过多地向大城市或中心城市倾斜,财政用于城乡医疗机构的开支大体比例为8:2。这和长期以来我国整体的财政投入重城市、轻农村是有关的。
      第三,我国的医疗资源分布状况与整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差距,如城乡差距、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距、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等等,在医疗资源的配置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例如,2000年末,上海平均每千人在医疗机构中拥有3张病床,北京每千人拥有2.4张病床,而在江西和贵州,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分别仅为1.34张和1.36张;同期,上海每千人拥有2.8个医疗技术人员,北京每千人拥有3.1个医疗技术人员,而江西和贵州两省每千个拥有的医疗技术人员分别仅为1.4个和0.94个。
       不过,也应当看到,医疗资源的不平衡是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非我国独有。例如,美国的医疗卫生资源也主要集中在几个富裕的地区,如在哥伦比亚特区、马萨诸塞、纽约、马里兰和康涅狄克这些人均收入较高的州,居民平均拥有的医生和病床数也是最多的;而在密西西比、爱德华、阿拉斯加、荷克拉马等较贫困的州,人们拥有的医生和病床的数量则较少。但卫生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没有达到像我国这种程度,而且各国还都在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所以我国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也应当是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平衡发展上下功夫,这样才有助于解决我国看病难的问题。
      “看病贵”是指相对于人们的收入而言到医院治病费用过高,其背后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还不是很高,特别是经济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出现了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高收入者都是极少数,目前我国多数人的收入还没有达到能够轻松地支付较高医疗费用的水平。特别是那些失业或下岗职工、低保家庭以及广大的农民,他们最怕的就是得病,因为看病的费用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太不相称了。
      第二,从供给方的角度看,目前医疗产品的价格也较高,包括药品,医疗检查等。现在公众比较关心的是药品的价格,其实药品的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中间环节太多,层层加价,最后到病人手里药价就高得吓人了。
      特别是医院卖药带有一定的垄断性。在国外,病人住院吃的药医院可以卖,但拿回家里吃的药病人就要到街上的药店去买了,医院是不可以卖这种药的。我有一次去瑞士不幸得了急病住进了医院,出院时医生说我回国的路上要带上些药,但又说医院不能卖药,让我们自己上街去买,我们哪里认识当地的药店,但死说活说医院就是不卖给我们药,最后还是一个医生看我们要赶飞机才开车出去替我们买了药。这个经历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们国家的医院不仅看病,而且卖药,甚至靠卖药赚钱,即所谓的“以药养医”。过去社会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都规定哪看病哪拿药,否则不给报销;后来有些地区规定患者可以拿医生处方到定点药店买药,回来也可以报销,但由于这种定点药店太少,所以病人一般还是要在看病的医院取药。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医院形成了垄断,药价再高病人也得买。如果都像国外那样,医院只管看病,病人拿处方到有资质的药店去买药,那么药店之间为了吸引顾客就会开展竞争,药价自然就会降下来。所以,现在理论界都在呼吁医药分离,我认为这应当是改革的方向,至少要在制度上打破医院对药品的垄断地位。
     除了医院的药价高,检查费用大也是老百姓头疼的问题。现在大医院都进了许多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它们对于提高医生的诊断和治疗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但看病的费用也因此上去了很多。现今人们到医院就医,医生往往先要让病人做一系列检查,其中有些医生是为了查病因,但有些医生则是为了医院多收一些检查费。如何判断他们的动机,确实很难。所以,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那种向机器要钱的“普查制”、“复查制”也必须予以纠正。
      当然,取消“以药养医”、“以设备养医”以后,医院的财路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因为医生是一个高教育、高风险的职业,应当取得较高的回报,过去那种“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是违背市场分配原则的。如果为了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使医生变成了低收入职业,那么今后看病难的问题会更加严重。所以这个矛盾必须解决好,而且这个问题的 解决需要整个医疗体制的配套改革。
      目前,公众普遍认为我国医疗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财政投入不足造成的,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辩证地看。首先应当承认,与发达国家相比,以及与公众对医疗资源的需求相比,我们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还是欠缺的。比如,在OECD国家,除了美国、墨西哥、韩国等国以外,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在全社会医疗卫生支出中都占大头,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我国目前仅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但也应当看到,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的规模目前仅占GDP的17%,再加上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收入至多也不会超过30%。这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收入一般占GDP的40-50%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政府集中的财力小,自然其所能做的事情就少。此外,目前各行各业都亟待发展,也都需要国家财政给予大量的支持,所以财政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来投入到医疗卫生领域。尽管如此,近几年来特别是“非典”以后,国家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从2002年到2005年这三年中,国家财政的卫生支出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同期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同时也高于同期财政用于教育、科技、农业等重点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有所提高。特别是中央财政近些年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2002年在财政预算内的卫生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占4.4%,但2004年该比重上升到了9%。
      那么,我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医疗社会保障模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医疗社会保障的模式选择相对于养老、失业等保障项目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医疗社会保障全世界有两种极端的模式。一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模式,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政府提供全部资金,个人不用为此缴费。但这种模式会给政府财政造成过重的负担,还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因为看病不花钱,所以大家有病没病都往医院跑。过去英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鳏寡孤独的老年人在家太寂寞,所以就把医院作为老年人聚齐的地方,有点不舒服就往医院跑,造成医院人满为患,最后英国政府只得靠提高挂号费来限制老年人的这种做法。二是美国模式,即政府只给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残疾工人提供住院医疗保险,一般的年轻职工不能享受政府的医疗保障。在这种模式下,年轻职工要想防病治病,只能去保险公司购买医疗保险。但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医疗保险,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在美国一些较贫困的州,百分之二十多的年轻人都没有买商业医疗保险。那么这些没有向保险公司投保的年轻人如果家境不好,他们一旦得了大病没钱医治又怎么办?实际上,这部分人是靠各州政府举办联邦政府给予资助的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 program)来兜底的,这个计划对于确实无钱治病的穷人给予医疗资助,从而避免了病人无钱就等死情况的发生。所以,严格说来,美国的年轻人并不是没有医疗社会保障,只不是这种保障不是社会保险型或普遍津贴型,而是社会救济型。
      我们国家现在城镇的医疗社会保障选择的是所谓“统账结合”的模式,就是把社会保险和个人账户结合起来,它既不同于英国、加拿大的模式,也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应当说具有中国的特色。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想让每个职工都有医疗社会保障,但政府又不承担很大的财政压力。 与过去劳保医疗名存实亡的境况相比,这种医保制度确实给一些职工带来了实惠,所以我不同意所谓医疗保险改革失败的说法。但也应当承认,这种医保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人们看病报销的“封顶线”问题。从保险的原理来说,人们看病花钱越多,给他报销的比例就应当越大,因为得大病的人比如换肝换肾的毕竟是少数,保险就是要用多数人交的钱保少数发生意外事故的人,如果来个一刀切,比如医疗费超过5万的部分一律不报,那么就起不到保险的作用了。但很多人担心取消“封顶线”后保险计划会承担不起,这势必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发展和完善目前的大病统筹,提高或取消大病统筹的封顶线;二是借鉴美国的经验,发展社会救济型的医疗保障,政府对贫困家庭的疾病患者要给予一定的资助。